《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朱熹将其与《论语》《孟子》《中庸》编为《四书》，并列为其首。《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体现儒家知识分子人生规划的纲领性文本。16世纪，《大学》被译成拉丁文，自此开启了西传之路。18世纪末，《大学》首次被翻译为俄文，《大学》在俄罗斯传播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

　　“以耶释儒”与儒学西传

　　据记载，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其中包含《大学》。166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与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出版了一本拉丁文版《中国的智慧》，内有2页孔子传记和14页《大学》译文及部分《论语》译文，后被带往欧洲。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了与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奥地利耶稣会士恩理格、殷铎泽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有中国典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这是当时耶稣会士在华“合儒”宣教之集大成，在欧洲掀起了第一波对孔子智慧的热情（李新德《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1688年，阿姆斯特丹发行了该书的法文译本La Morale dê Confucius。1691年，在拉丁文和法文译本的基础上，泰勒出版公司于伦敦发行了此书的英文版。

　　《四书》全译本出现于1711年，由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译为拉丁文并由布拉格大学出版，定名为《中华帝国六经》（李新德《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卫方济不但翻译文本，而且选译历代注疏，非常详备。1783—1786年，法国人普吕凯将其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这是《大学》第一次以法文形式同法国读者见面。1776年，韩国英的法译本《大学》出版，命名为《大学，或伟大的学问》，并被收入《中华杂纂》第一卷，该书是18世纪欧洲汉学的“三大巨著”之一，也是《大学》俄译本的来源。

　　《大学》西译初期大都由耶稣会士来完成，呈现出儒家经典的基督教化倾向。耶稣会士对于中国经典多给予高度评价甚至美化，认为其与基督教的原则十分吻合。在西译过程中，耶稣会士也极力向欧洲人证明，中国人也信仰上帝。正因如此，儒家思想被极大曲解。

　　“西学俄渐”与《大学》入俄

　　16—18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影响，形成了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沙皇彼得一世的改革打开了俄罗斯通向欧洲的大门，俄罗斯知识精英开始通过法、英、德翻译著作了解中国，儒家经典及思想自此进入俄罗斯。

　　《大学》第一次在俄罗斯是以拉丁文样貌呈现的。1730年，时任俄罗斯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的德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巴耶尔参考柏应理的译本，节译了《大学》部分章节，并收入《中国博览》（下卷）。书中除《大学》汉语原文、拉丁语译文外，还有完整的词汇对照表及引用耶稣会士阐释话语完成的术语注释。巴耶尔的译文虽然存在多处错误和漏译，却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18世纪末，《大学》的各种俄译本相继问世。《大学》的首次俄译是由俄罗斯作家、启蒙思想家冯维辛完成的。据悉，冯氏参考韩国英的《大学》法译本，以《大学，或包含中国高深哲学思想的伟大学说》为题，将译文匿名刊登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1779年5月的《科学院通报》上。1801年，这一俄译本被收入圣彼得堡匿名出版的文集《爱真理的人》中，1866年，被收入《冯维辛文集》。继冯氏之后，列昂季耶夫的《大学》俄译本在第二年问世。据考证，这一译本译自满文，发表于1779年5月的《科学院消息》上，受到欧洲汉学界的肯定，并相继转译为德文、法文。此后，俄罗斯宫廷翻译家维廖夫金于1786—1788年俄译《中华杂纂》中《大学》部分并将其出版。

　　1779—1806年，短短二十余年间，相继出现三个《大学》俄译本，翻译高潮的背后是俄罗斯社会的现实诉求。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纷表达政治诉求，以期改变社会，《大学》所宣扬的“明德”“亲民”等“仁政”思想可以用作反观俄罗斯社会现实的镜子，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反抗沙皇政府、批判社会现实的利器。三位译者都对儒家思想给予极高评价，他们转译《大学》的真正目的在于政治。

　　回归本旨与《大学》复译

　　19世纪，《大学》在俄罗斯丧失了社会政治批判功能。也正因如此，《大学》俄译的目的开始回归学术，即俄语翻译的目的在于对其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展开纯粹研究。

　　比丘林，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在1820年与1834年完成两个《大学》俄译本；俄罗斯赴中国第十届传教士团成员、喀山大学教授西维洛夫在1828年、1840年及1841—1842年间完成了三个俄译本。然而，这些译本并未出版，仅有手稿保存了下来。通过译者关于翻译实践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翻译的动机更多出于汉学研究需要，精确性是首要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再次出现社会政治危机，《大学》潜在的政论性引起了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注意。他从文化角度关注儒家思想，重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试图拯救俄罗斯危机。1884年，托氏写成《孔子的论著》和《论〈大学〉》（未完成），并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为底本，转译《大学》第一章。1903年，布兰热从英文转译《大学》全文，其译文“前言”部分即托氏转译的《大学》第一章。1910年，布兰热出版《孔子的生平与学说》，内含托氏日记、文章及其《大学》第一章译文。

　　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典籍不再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重要的研究对象，除1959年再版的冯维辛《大学》译本及克罗科有关《大学》的语言学分析外，对于《大学》的翻译及研究几近缺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再次进入俄罗斯汉学家的视野。1986年，汉学家科布泽夫的《大学》俄译本出版，该译文完整、详尽、层次分明，是《大学》不可多得的学术性译本。21世纪初，冯维辛的《大学》译本、布兰热的合集、托尔斯泰的《大学》译文竞相再版。2004年为纪念孔子诞辰2555年，俄罗斯出版全套《四书》俄文版，《大学》为科布泽夫的译本。对于科布泽夫的译本，汉学家贝列罗莫夫提出，这不是一本写给哲学家的著作，而是写给俄罗斯广大读者的书。

　　自1730年巴耶尔首次将《大学》译成拉丁文至全套《四书》俄文版出版，《大学》在俄罗斯已走过二百余年的译介历程。追溯《大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轨迹可以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的俄译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再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表达政治诉求的利器。当下，俄罗斯汉学家再次将目光投向《大学》，将其视为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钥匙。历经多次转译、复译及阐释，《大学》的俄译终于回归其文化价值本身，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儒学核心概念俄英译释对比及数据库建设研究”（21YYE4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