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安著《明清时期的江南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是他关于明清望族研究的第五本专著。该书将望族研究从上海推进到包括江苏、安徽在内的更大范围，揭示出江南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既是江南望族勃兴的深厚基础，又映现出江南望族在其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前，他已经出版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明清史事与江南望族探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阅读完这一完整的研究系列，我觉得吴仁安的江南望族研究又臻于新的高度。

　　望族指那些在地方上有财有势、深孚众望、声名显赫、雄踞一方、对当地乃至全国都能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家族。早在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曾出版《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对“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通常说法提出了质疑，他所见到的嘉兴望族有长达21代者，平均也有七八代。潘光旦的观察已显示，血缘网络对人才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遗传与教育成为望族延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移徙、婚姻和寿夭都对望族成长产生重要影响。吴晗、费孝通、冯尔康、徐扬杰、江庆柏、唐力行等都注意到，江南望族多与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规范性运行密切相关，当地形成了浓郁的习读氛围，各类学校包括府州县学、社学、义学、私塾等官私学校能够吸收尽量多的学龄儿童入学读书。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教育往往交给民间自我完成，故有担当的官绅、有钱财的商人常常成为教育事业的兴办者和组织者，血缘网络经常能塑造出良好的读书环境，且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形成“簪缨之家”“科甲蝉联”“累世不绝”的局面。

　　1965年在安徽省定远县范岗公社肖塘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期间，吴仁安在翻阅谱牒时就萌生了研究家族史的念头。他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期间，得谢天佑等名师指点，进而专注于家族史研究。因此，他的望族史研究当属于资深而望著了。

　　一般而言，江南望族较多得益于科场获捷，许多望族经历了从贫寒经耕读而逐渐获得越来越高的功名这一过程。徐阶原本出身于世代务农之家，嘉靖二年（1523），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得嘉靖皇帝重用而入职阁臣直至首辅。徐阶的父亲徐辅是家业兴盛的启动者，他虽然只担任了宁都县丞，但到徐阶这一辈弟兄四人，老四徐陟由府学入太学，嘉靖二十二年举顺天府乡试，不久成了进士，从此，徐家便走上了迅速成长壮大的坦途。嘉靖年间，南京礼部侍郎顾清的先辈以开设“槽坊”的途径，支撑他业儒的通道。徐光启的父亲徐思诫则是“课农学圃自给”，祖母和母亲也都“早暮纺织，寒暑不辍”。徐光启凭借才学位跻通显，身居宰辅而廉洁自守，“盖棺之日，囊无余赀”。其为官一生，始终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清代青浦县何氏为累世名医，因为医术高明，远近就医者众，而家道兴旺。宜兴储氏如储昌祚、储显祚、储欣，走的是名臣或经学传世的路。金坛儒林镇储光羲、储孟才、储志远等则走了“良医”之道。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类似这样精通雌黄之术的家族还有不少，都因为书卷气而赢得了绵长的家运。

　　江南望族凭借自己的书卷气，得以在官场长袖善舞，形成了较广阔的为政网络，为许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冯梦龙、凌濛初、朱纨、郑若曾、胡宗宪、王世贞、叶盛、王锡爵、张玉书等，都是明清时期声名远著的干臣。又有一些人走向商界，引导中国商人阶层行走在心系国运、义利兼顾的轨道上。例如，张謇以状元身份兴办实业，耕垦沿海荡地，兴办新式教育，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意义。

　　吴仁安认为，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江南望族一般均有“忠君”之志而能尽忠报国，做到“家”“国”双赢，从而亦使家祚绵长。门柱上的楹联多见“一等人忠君爱国，二件事耕田读书”。“忠孝之家”普遍存在，譬如浙江杭州钱塘县于谦家族，绍兴余姚县王阳明家族、孙燧家族、黄宗羲家族，山阴县刘宗周家族、湖州乌程县朱国桢家族，宁波鄞县杨范家族、张煌言家族、钱肃乐家族等。苏南（江东）、皖南“忠臣孝子”也数不胜数。又如吴郡吴县洞庭东山镇陆巷村“莫厘王氏”的王鏊家族，王鏊担任侍讲学士时，谠言尽忠引导明武宗：“进讲必分别天理人欲，君子小人。每至治乱用舍之际，言之恳恳。上以方春，出游后苑，左右谏不听，公讲《文王无盘于游田》一章，反复千言……上自是不复出矣。”当刘瑾擅权时，王鏊旗帜鲜明，与韩文等大臣奏请诛杀刘瑾及其党羽“八虎”等。邵廷采称赞孙燧家族“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

　　江南望族面对激烈的政争，往往取市隐态度，维持其文化根脉。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而师资源委，实以兴之”。正因如此，许多家族能够“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有学者评说：“园林是隐逸人格精神最直观感性的外化物之一，也是将隐逸本质贯彻得最彻底的艺术样式。园林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归隐羡隐的士大夫在政治受挫后的心理失衡，并完成其人格精神的改造与构建。”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可谓凝聚了江南望族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智慧。

　　江南望族也为王朝承担着较其他地区更多的财赋负担。康熙第一次南巡回京后，训示即将离京赴任的江苏巡抚田雯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向闻江苏富饶，朕亲历其地，见百姓颇多贫困，尔至彼地，当以爱养民生为要。”吴仁安认为，江南重赋实包含有“重鞭抽快牛”的意涵，虽然在重赋之下有“贫者皆弃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役”的状况，却从不至于出现揭竿而起的现象。其中，望族发挥的平衡、协调作用不可小觑。

　　如今的江南望族史研究已经铺展到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学术史等多个领域。在当下注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家族史研究或还可深挖君子人格培养、和谐社会建设乃至良性政治秩序养成等方面的积极内涵。我们期待吴仁安教授续有新作问世。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