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浙江乡试举人陈训正（1872—1943），既尝主持编纂民国《定海县志》《掖县新志》和《鄞县通志》，也曾合作创办并具体负责《宁波白话报》《天铎报》《商报》的日常事务，更是近代宁波兴办新式教育的先驱。

　　陈训正生前先后两次以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身份涉足新式教育领域。

　　第一次始于1905年初，终于1910年4月。因身为举人且又推崇新式教育的关系，陈训正于1905年初被聘为育德初等农工学校的校长。走马上任后，针对受教群体（即身处社会底层并世代从事诸如剃头、抬轿、编织竹器、充当伴娘之类职业的“堕民”）实际情况开展日常教学工作，一则实施人格教育以增强其自尊心，二则偏重于讲授农工常识以丰富其谋生手段。事实上，受聘成为育德校长，不但使陈氏有机会实践其教育理念，更使其结识新任宁波知府喻兆蕃（1862—1920），并随即成为喻氏推广新式教育的得力干将。于是此后，陈训正积极参与组建宁波府教育会，并以副会长的身份勉力协助喻氏推进新式教育事业。1905年，与教育会会长张美翊（1857—1924）共同呼吁创办宁波府师范学堂，用以培育当时迫切需要的师资；在他的建议下，宁波西门长庚庵在1906年9月被改建为宁波府女学堂；1907年3月，陈训正又提议在宁波府师范学堂内设立“休假讲习所”，用于提升各小学教员的教学技巧。诸如此类的努力，无疑极大地推动了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宁波小学教育体制的快速转型。

　　当然，陈训正在协助推广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既遭遇了诸多挫折，也出现不少失误，特别是1910年4月对慈谿毁学事件没有进行正确、妥善的处理。一是在事件爆发后不久，就贸然认定酿致此变的根源在于慈谿县令吴喜孙纵匪仇学，公开置身于吴喜孙的对立面，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吴氏及其党羽的攻击对象；二是面对吴喜孙及其党羽的肆意诋毁，陈训正一味消极退让，甚至逃离宁波，赴沪主管由汤寿潜等人创办的《天铎报》。其首次教育实践遂告终结。

　　第二次始于1911年11月底，终于1920年冬。赴沪主管《天铎报》原本只是陈训正的无奈选择，却因其间陈氏加入同盟会，不但使得早已尘埃落定的慈谿毁学事件发生了有利于陈训正的戏剧性反转，而且使得陈氏彻底完成了从清末举人到革命斗士的身份转换。故自1910年10月由沪返甬后，陈训正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最终以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兼宁波保安会副会长的双重角色，全程参与了辛亥宁波光复之役。

　　然而，陈训正虽身为辛亥宁波光复的主要功臣，彼时又有强烈的从政意愿，但在革命胜利后的人事安排中，仍被排挤出宁波军政分府。于是他不得不重操旧业，自1911年11月底至1912年夏，与陈谦夫（1880—1945）等人筹组效实学会，酝酿开办效实中学，尔后在1913年8月，就任甲种工业学校（宁波中等工业学校）校长，1917年秋又应邀参与筹建宁波佛教孤儿院，并在1918年5月当选为该院的居士院长。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诸多学者不但积极肯定陈训正在清末民初的教育实践，而且将之概括为“积极兴办普通教育”“在宁波首倡职业教育”“提倡特种教育”，进而在此基础上，认定“重视实用之学”“倡导教育平等”“强调因材施教”正是陈氏教育理念的核心内容。诸如此类的探讨，仅仅着眼于强调其角色、作用的重要性，却没有将陈氏的教育实践活动置于具体的时空背景之中考察其来龙去脉，同时又漏载了陈氏在办学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至于其所归纳的陈氏教育理念，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实际情况是，总结教学经验、探讨教育理论，并非陈训正日常工作的重心所在。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陈氏对教育理论的深入思考仅三次，且在时间上呈间歇式分布。第一次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其反思的结果，一是认定废弃八股取士之制乃历史发展的必然归趋，二则认为整个小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阅读“五经”，用以确立识字为文的根基。第二次是在上海与钟宪鬯等人合作创办《宁波白话报》并担任主编期间（1903—1904），通过选刊《小学教育问答》《论女人家应该读书的道理》《论实业的教育》等文章，大力呼吁重视女子教育、创办徒弟学堂和实业补习学堂，同时设计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小学教育方案。第三次是在1924年春应邀为李琯卿《新教育谈》作序时，一则严厉批判传统教育模式，断言中国自古无“人才教育”，二则认定当前学校教育功能有限，三则充分肯定李琯卿所宣扬的“自学辅导”，同时又认为李氏此法及舶自美国的“设计教学”“道尔顿制”，都和他所倡导的“天才教育”原理相通、功能相近。

　　由此不难发现，陈训正早年对教育的理论思考，无论是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抑或对女子教育、实业教育的倡导，主要以“改良教学内容”为旨趣，而时至1924年春，“改进教育方式”显然业已取代“改良教学内容”，成为陈氏关注的重心。关注重心的这一转移，折射出陈训正对教育的体认确实并未原地踏步；但与此同时，陈氏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批判和对学校教育功能的评估，无疑有待商榷。至于其将“设计教学”“道尔顿制”等同于“天才教育”的这一论调，则体现出陈氏当时比较自傲的心态。

　　倘若追本溯源，陈训正倡导的“天才教育”观，实际上只是对其友钱保杭（1878—1922）相关论说的转述；如“母教之不可以忽也”“为教在蒙养，立人必立始”之类的见解，也未必由陈氏本人所首创。然而，尽管其教育理念既不完整、系统，又多非原创，但陈训正对近代宁波地方教育的满腔热忱与持久付出，却有目共睹，并因此早在1915年7月就已被《申报》誉为“地方志士”。而1934年8月鄞县正始初级中学从宁波中等工业学校独立成校之时，为纪念这位老校长，特定校名为“正始”，同时号召“凡吾工校校友以及正始诸君子均应知此命名意义，时时体会，并应以陈先生之办学精神为精神，以陈先生爱护工校之热心来热心维护工校与正始，使两校校务共同发展”。要之，教育事业的进步不仅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理论，还在于从业者对教育的热爱与付出。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本文系宁波市社科规划课题“陈训正与近代宁波地方教育”（G19JY-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