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名号，其重要性在东亚社会更加凸显。先秦时期，姓氏分为颇具女性氏族色彩的姓和体现男性氏族色彩的氏。秦汉时期，合二为一，统称姓氏。先秦是我国姓氏的爆发期，秦汉以后渐趋稳定。两晋以后，许多周边民族融入汉族，并在此过程中采用汉族姓氏，减缓了新姓氏的出现频率，进一步增加了该姓氏的整体人口数量（以下简称“姓氏人口”）。随着姓氏发展趋于平稳，许多姓氏的姓氏人口逐渐增加，来源也日趋复杂；加之中古时期士族政治兴起，对姓氏本身标识族群的功能不再继续强调，而对郡望的要求日渐增重。于是，出现了许多谱牒和姓氏书，不断标榜和梳理同一姓氏的不同郡望，以示族源有别。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在不断拓展文献来源的基础上，引入数理统计方法，对早期中国所有姓氏相关的数据予以统计分析。
第一，氏族谱和姓氏书所见姓氏数量。中古世家大族之间盛行修纂谱牒，用以标识自身士族身份。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家族内部行为，隋唐时期则出现了全国范围记载姓氏和家族的跨姓氏谱牒（以下简称“氏族谱”）。最初是贞观年间（627—649）的《氏族志》，以李唐皇室为首，外戚次之，山东士族又次之。据《资治通鉴》载，该书所录“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随后，在武则天授意下，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编成《姓氏录》，共收录245姓、2287家，并分为9等，堪称《氏族志》的扩展版。这两部书的姓氏和家族排列，反映出编撰者的不同目的，但都属于全国性氏族谱。虽然两书不能完全称为姓氏书，但从其收录范围越来越广来看，已经逐渐向单纯记载姓氏的姓氏书发展，书名从“氏族”向“姓氏”的转变也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以郡为单位的氏族谱，主要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数种郡望姓氏谱。以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为代表，可知这类氏族谱的特色在于以州郡为单位而详列该州郡的郡姓数量和姓氏。据学术界研究，此氏族谱属于李林甫等撰天宝八年（749）正月十日颁行《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民间抄本，旨在使地方人士了解全国姓氏和郡望的分布情况。此类氏族谱中，最早的则是中国国家图书馆BD08679号《唐贞观八年（634）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以及与之类似的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本《唐天下诸郡姓氏谱》。不过，这几种氏族谱仅列郡名和姓氏，而无家族世系。
随着安史之乱后世家大族式微，对郡望的强调不再流行，氏族谱也失去其意义。于是，出现了扩大收录范围的姓氏书——林宝《元和姓纂》。该书将所有姓氏都纳入收罗范围，以四声韵部为序，简述每个姓氏的起源。就此而言，该书已经进入姓氏书范畴。可惜该书仅得残本，收姓氏1200多个。此后，姓氏书开始盛行。自宋元以降，邵思《姓解》收姓2568个，郑樵《通志·氏族略》收姓2200多个，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收姓3033个，都是姓氏书普及的体现。延续汉代《急就篇》《风俗通》等蒙学书籍的姓氏蒙书，如《百家姓》，则是姓氏书的另一种体裁。
通过这些氏族谱和姓氏书，可以看到早期中国所有姓氏的存在及其分布。其中氏族谱的姓氏数量颇有局限，姓氏书的姓氏数量蔚为大观。当然，《元和姓纂》曾经亡佚，对我们判断当时的姓氏数量产生较多阻碍。好在目前已有岑仲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聊补其缺。其他姓氏书大体完整。故我们可以继续在前人基础上，就所有氏族谱、姓氏书进行统计整理，掌握早期中国所有姓氏和数量及其地域分布等情况。
第二，中古墓志所见姓氏人口。除了氏族谱、姓氏书以外，还有一大类材料是墓志。墓志大约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因当时士人的大量文集已亡佚，墓志成为我们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新史料。五代两宋以降，随着世族的消亡、宗族的兴起，以及印刷术为文集传播所提供的便利，墓志不再重要。因此，对墓志的重视主要来自中古史学者，并陆续出版各类墓志书加以索引。比如，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2013年版）、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2017年版）、高桥继男与竹内洋介《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墓志综合目录》（增订稿）（东洋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第52号，2018年2月）等。
在上述墓志书中，尤以《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对唐代所有墓志的梳理最为完善。该书对截至2015年出土的所有具备明确年号纪年的11845件墓志、无年号纪年的197件墓志和其余481件唐代志盖按照葬时重新编号，共计12523件。根据笔者对此书的统计，可以得到唐代所有姓氏数量和姓氏人口数量，大致为450个姓氏和16666个姓氏人口。这项统计根据该书所列墓志题名的目录，仅能包括墓主及其配偶的姓氏，无法展现墓志内容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姓氏。不过，鉴于样本量增加，对姓氏数量和姓氏人口数量的梳理也会渐趋稳定，故而这种统计依然有其价值。
从《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中，我们可以得到高频姓氏85个、中频姓氏87个和低频姓氏277个。不同姓氏的出现频率所依据的数据是姓氏人口数量，即姓氏人口数量多于一定数值的属于高频，低于一定数值的属于低频，介于两者之间的属于中频。再结合上文梳理的各类氏族谱、姓氏书的整理和统计结果，可以得到唐代姓氏所代表的不同家族的活跃度，甚至可以进一步得出关陇、河北、江南等不同地域家族的活跃度，以及初唐、盛唐和中晚唐等不同时段家族的活跃度。在此基础上，再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朝、五代十国等时段的类似统计进行对比，更能得到早期中国姓氏与家族的整体发展情况。这比局限于对中古时期某家族、某郡望进行的统计与讨论，当更为丰富。
第三，姓氏统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早期中国姓氏和姓氏人口的统计与分析，自然不能局限于上述材料，需要进一步拓宽。比如，就先秦、秦汉史而言，大量金文和简牍文献是无法忽略的。学界已有相关著述关注这两类材料中的姓氏，比如张亚初《商周金文姓氏通考》（中华书局2015年版）等。期待研究不同断代的学者通力合作，进一步梳理姓氏数据，这类梳理的意义大致有三点。
首先，通过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姓氏人群的时空迁徙和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姓氏人口繁衍的时空特征。比如，就俗语“张王李赵”来说，这一排列最初源于南朝范缜《神灭论》：“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这几个姓氏被用来指代任何人，究竟是因为人口太多，还是如《广韵》所引《风俗传》所载“张王李赵，黄帝赐姓也”？要解决这一问题，方法之一就是借助姓氏人口的统计来看当时张、王、李、赵四姓数量及其地域分布，以及为何发展成人口最多的姓氏。
其次，可以进一步借助分子人类学和明清以来的宗族谱牒，进行某一姓氏人群的族群溯源研究，因为男性Y染色体之传承与姓氏在家族男性成员内部之传承颇有一致性。前些年由曹操墓发掘所引起的对曹氏家族DNA的检测，就是一种有益尝试。比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一直在从事同姓人群特别是人口较少的僻姓、少数民族背景姓氏的DNA测序工作，这有助于探究中国人口迁徙和活动的全貌。
最后，在早期中国范围内，若对勘以《元和姓纂》为代表的姓氏书对诸多小姓的郡望书写，以及中古墓志所涉及的相关姓氏郡望，可以了解不同活跃度的姓氏和家族及其郡望变迁。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确认大部分高频姓氏郡望在氏族谱、墓志等不同材料中的真实度，而且能看到小部分低频姓氏郡望的特殊展现，并借此考察学界讨论良多的郡望成立问题。
总而言之，笔者期待早期中国姓氏研究能够在运用大数据的便利条件下，进行深入探讨和挖掘。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家族史、民族史范围的相关议题，乃至历史人类学领域的人口繁衍、人群迁徙等诸多话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