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情感被视为塑造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史学研究面临着“情感转向”的趋势。伊格尔斯等人在回顾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时明确指出：“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已构成历史写作的趋势和重点之一。随同情感史而来的，则是对其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的思考。

　　扩大资料收集范围。传统史学研究重视文书档案等材料，多强调客观史料的重要性，较少考虑个人或群体的心理感受。如果打破理性与情感对立的固有思维，把情感因素纳入历史研究中，将开拓史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供研究参考使用的材料也会随之增多。一切用以反映个人或群体心理活动和情绪波动的日记、回忆录、书信、笔记、文集、自传等，均可进入考察视野，甚至音乐、影片等非文字表达材料均可使用。

　　资料收集范围扩大、材料增加不代表研究工作简化。相关材料需要收集多少，又该如何选择、利用，取决于研究者能够利用的材料以及问题探讨的程度。美国学者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一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公众同情”作为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在民国社会的兴起及其与现代法律规范之间的博弈过程。作者以复仇案的公共话语为中心，收集了与案件有关的报纸、杂志、期刊、漫画、剧本、影片、广告、审判记录、官方档案和个人评论等大量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出两种典型情感，即公众呼吁的道德同情和政府坚守的法律理性，通过展现两种情感博弈的过程，论证“公众同情”在民国社会的兴起。该书体现了情感史研究个案中研究者对材料的搜集和使用能力。

　　扩大材料搜集范围有助于研究者把握一定时期内的集体情感，但有时普遍的集体情感不等同于个体自身真实情感，也可能只是“贴标签”所致。在施剑翘复仇案中，媒体传达的集体情感是大众对施剑翘表达同情的声音，但这种“大众的同情”是大众真正的感发还是他者（如媒体人）对大众情感的选择与猜测？如果是后者，在研究中应加入对第三者的观察。因此，扩大材料收集范围的同时还应审慎运用材料。

　　构建情感理论。早期史学界研究情感的理论主要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两类。普遍主义认为情感是人的基本生理活动，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普遍性。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情感受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影响，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德国社会历史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将文明视为一个控制本能和情绪变化的过程。他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思路：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社会经济，而且要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同时，他还认为情感受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共同塑造，情感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情感具有多大的可塑性。不过，对于如何打破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埃利亚斯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21世纪，美国学者威廉·瑞迪和芭芭拉·罗森韦恩的情感理论出现，预示着情感史研究的一大转变。威廉·瑞迪试图打破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此他提出了“情感表达”的理论。他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承认情感的生物性基础，但把重点放在情感表达上，探究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打破情感与理性的对立。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普遍的情感体验，但能否准确表达，以及在社会情感准则的管控、教化和训练下，个人的情感表达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都是可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芭芭拉·罗森韦恩提出“情感团体”的概念，认为家庭、学校、教会等社会团体可被视为情感团体，人们在不同的团体中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每个情感团体都有自己的情感规范和表达模式。情感变化的过程实际是情感团体兴衰交替的过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变革的过程也是情感团体嬗变的过程。

　　目前情感史研究的理论不再是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研究者倾向找到平衡二者的方法，情感表达的理论是其中之一。

　　阅读文本与文本外的沉默。文本分析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情感史研究也是如此，甚至对文本分析的能力要求更高。语言文字作为传递情感的重要媒介，把握其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有助于我们体会情感的内涵。

　　不过，情感用词比大多数词语理解起来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词语如何定义情感的问题，二是该词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是否被认为是一种情感。此外，通过确定某些情感词语在所得史料中的频率，可以获得对某个人或群体的情感印象。但数字统计只是研究的起点而非结果，其作用在于提醒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关键点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和准则规范。

　　情感表达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还需要研究者学会阅读文本中的隐喻和讽刺。隐喻和讽刺作为修辞手法，时常出现在各类文字材料中，用来表达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隐喻的产生离不开词义，词义的生成逃不开语境，语境很大程度上又受文化制约。如“蓝色”一词，在西方文化中代表沮丧、下流，在中国文化中却表示肃穆、严肃。情感还可被隐喻为生理变化、味道嗅觉、自然现象、空间物质等。解析这类文本，可以看到作者和作品背后的情感态度、文化价值和社会准则。

　　某些在语气、内容及文字上都没有体现出情感的文本和那些情感性强的文本一样重要。如德国学者扬·普兰佩尔在研究19世纪俄国军事史时，发现材料中很少有关俄国士兵表达恐惧感和恐惧体验的例子。士兵对恐惧话题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恐惧，但这确实可以反映出，对于当时的士兵来说，谈论或者表露恐惧感是不被允许的，是不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他注意到，20世纪初，随着军事心理学对恐惧感的开放态度，表达恐惧便变得普遍起来。这说明情感研究者必须关注到文本中那些“缺席”与“沉默”的情感。

　　跨学科合作研究。在心理学、生物学、哲学、人类学及语言学等学科中，情感历来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不同学科对情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各不相同，情感史研究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以语言学为例，对情感语言的研究有词汇、语义、认知和语法四个流派。每个流派对情感语言的研究各有侧重，词汇流派注重在某一语言中建立情感词汇的分类系统，并收集、组合和归类系统中的基本情感词汇，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语义流派侧重情感语言中基本的、普遍的自然语义元素，通过语义元素解释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汉学家史华罗主持的名为“明清文献中的情感、心境词汇研究”的国际项目，就借用了语言学中词汇和语义流派对情感词汇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明清时期各类典籍中的情感与心境词汇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分类、分析，最后得出五种基本情感类型。此外，该项目还进行了情感词汇的语义元素分析，并试图与西方文化中的其他情感语言进行比较研究，重新发现并建构传统中国的情感文化。

　　可见，推动各学科间的成果交流才能形成更加完善、深入的情感史思想网络。

　　注重情感的历史维度。史学研究常运用历史分期的概念，然而，情感史研究却要小心过度历史分期的思维。研究某种单一情感或特定时期内的情感固然值得推荐，但关注长时段情感及情感标准的变化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情感。情感的历史性还体现为关注情感文本产生的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

　　情感史的研究或将推动历史书写的改变。近代历史书写深受兰克史学影响，推崇客观治史。然而，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从事各类活动时必然伴随一定的心理活动，会受到欲望、价值观念、精神心理等非理性层面因素的影响。若能展现感性因素，历史书写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情感史研究者正在探索历史书写的更多可能性。

　　综上所述，情感史是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它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如何克服研究面临的先天性困难、研究方法单一、跨学科理论运用复杂等问题，对于情感史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