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北亚地区,有一条纵贯东西、横跨陆地和海洋的丝绸之路,它促进了该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巩固了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既是这条丝绸之路的建设者,也是这条丝绸之路兴盛繁荣的见证者。公元7世纪末,渤海国崛起于今东北地区。713 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从此“震国”改为“渤海”。渤海国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全盛时期的辖境包括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史籍称为“海东盛国”。
渤海国交通发达,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共建有“营州道”“鸭渌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以及“黑水靺鞨道”六条水陆交通道。“营州道”从上京南下经今吉林、辽宁两省西行到营州地。“鸭渌道”从上京南下至鸭绿江上游之鸭渌府,再由江入海抵达登州地。“契丹道”从上京沿牡丹江南下入松嫩平原,再经内蒙古抵达契丹上京临潢府。“新罗道”从南京南海府南下,沿朝鲜东南海岸南行进入新罗境内。“日本道”即从上京出发到达珲春,再东行至俄罗斯克拉斯基诺境内的盐州,后乘船横渡日本海,抵达日本九州北端的福冈。“黑水靺鞨道”路线相对复杂,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再向北行进至黑水靺鞨诸部所在之地。这六条交通道多为渤海国首次开辟,涉及朝贡、贸易、交流等多项内容,有效地加强了渤海同东北亚诸政权、民族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傅朗云提出了“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概念。即在东北亚区域(中国、朝鲜、日本、俄罗斯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一带)之内,众多民族因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而长期互动交流,并形成以贡赏为主的商业交通路线。因以丝绸为大宗,故称东北亚丝绸之路,其路线是由今西安及北京通往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顺黑龙江下航,跨海到萨哈林岛,再分别西传日本,东传千岛群岛、堪察加等地。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他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东北亚陆海丝绸之路”的概念。
早在三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丝绸就从特定的通道进入夫余国,但这仅是一条为朝贡而临时开辟的道路。此后,东北古代民族还建立了多条丝路,但存在时间较短。渤海国建立后,营建了两条向唐朝贡的丝绸之路,即为南向的“营州道”及贯通南北的“黑水靺鞨道”。“营州道”从渤海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南渤海镇)出发,西南行途经长岭府(今吉林省桦甸市),从渤海西境出,入唐营州都护府(今辽宁省朝阳市),最后到达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全程一千余公里。此后,这条道路上往来朝贡的队伍源源不断,东北亚地区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贡赏贸易形成定制。
“黑水靺鞨道”从上京龙城出发,沿牡丹江东行,再北转,至今依兰县境内,从依兰附近哈喇沿粟末水右岸出发,经勃利(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到达“黑水靺鞨”与附近诸部驻地。值得一提的是,“黑水靺鞨道”南段与营州道基本重合,但距离略有不同。当时位于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的黑水靺鞨、拂涅、铁利、越喜、虞娄等“海北诸部”,均通过此道向唐朝进贡,而中原的丝绸则由此路传入东北各民族的生活区域。“黑水靺鞨道”继续东北行可达俄罗斯萨哈林岛北部地区,南下入海抵达今日本北海道,可谓东北亚陆海丝绸之路的最北端所在。
“营州道”之外,渤海国还有自上京经鸭绿江口,入海前往唐朝登州的朝贡道——“鸭渌道”。根据《渤海国记·朝贡中国》记载:“渤海……贡道:陆行,渡辽入幽州境;水行,渡海入青州境。”其中的“陆行”即为“营州道”,“水行”路线即为“鸭渌道”,二者都为渤海及东北亚少数民族入唐“贡道”,只是后者有一半路线是由江入海,走水上之路。“鸭渌道”陆路由上京至中京显州(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再南行至神州(今吉林省集安市)。之后转水路进鸭绿江,顺流入渤海湾,经大谢、龟歆等岛屿,进入今山东蓬莱境内。根据史籍记载,渤海国与唐在民间贸易中的“锦、罽(丝织品和毛织品)、绫罗、绣”等丝织品,均由“鸭渌道”运输至国内。可见,“鸭渌道”与“营州道”共同构成了渤海国时期东北亚陆海丝绸之路的南段路线,二者有水陆之别。
可见,渤海国建立后,开辟了专用的朝贡道路,并使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类商品运输及朝贡贸易常态化。在渤海国广大的领土上,以上京为核心,形成了一条蜿蜒巨龙一般的丝绸之路。“黑水靺鞨道”(“黑水靺鞨道”南部与“营州道”基本重合,此处指该道上京以北路线)为丝路的北段路线,“营州道”“鸭渌道”共同构成南段路线,大量丝绸及各类商品在这条道路上运输,形成了今天“东北亚陆海丝绸之路”的雏形。这条丝路向北可延伸至日本海,向南经鸭绿江入渤海湾,中间则是广袤的陆路行进路线,堪称海陆并行。
渤海国对“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底定,使其不仅成为东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唐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不但传入渤海国境内,也对日本及朝鲜半岛产生了影响,这为明代的“海西东水陆城站”路、明清两代的“山丹贸易”路等陆海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渤海国交通网络的环境驱动力研究”(2019JD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长白山历史文化与族群迁徙吉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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