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古代是头等大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的“祀”，主要是指祭祖。从《仪礼》及《礼记》中可以看出，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祖先信仰体系，并有全面体现等级要求的祭祖规则。尽管在西周末期“礼崩乐坏”，此规则遭到破坏，但破坏的只是周代国家等级制度中的规则，体现在这种规则中的精神和信仰却没有实质性改变。随着新王朝的建立，新的祭祖规则再次诞生，循环往复。满族历史悠久,祭祖活动也绵长，从努尔哈赤的祭堂子，到清帝东巡祭祖，使祭祖由民间上升成为一种国家礼制，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体现满族精神信仰的礼仪体制，重要内容之一是生态伦理观的历史发展变化。

　　现居吉林省九台市莽卡满族乡莽卡村的佛满洲尼玛察氏（汉姓杨氏）祖籍在乌苏里以东，属东海窝稽部。根据该杨氏的家谱记载与氏族内传说，他们并没有如同大多数满族那样被编入八旗“从龙入关”，而是一直留守于松花江流域，世代以狩猎为生，因而，其以祭祖为主要内容的杨氏家祭保持原生态特点，全程跳萨满娱神，并充分体现满族原始的生态伦理观。一是对神的崇尚。杨氏虽多次迁徙仍传袭数千年祭祀数百位本氏族大神，按制致祭不衰，传承至今，形成了独特的 “烧官香”仪式。其突出特点是共放36铺神，“36”数字有很强烈的至尊、至敬意境，充分表达其对神的崇尚。祖先也被视为神来供奉和敬仰，达到祖先与神合一。二是对动物敬畏。将动物置于对神的崇尚之中，动物与神合二为一，有金钱豹神、鹰神、猪神、虎神、蟒神等动物神，还有冰窟、火等图案。特别是祭祀场面体现出动物神化的萨满动作，颇为火爆神秘，以致最热烈、神奇的野神附体后，随着每一铺神的到来，萨满的舞蹈动作也发生不同的变化，惟妙惟肖，表现出动物神的本能和人们对其的敬畏。三是对植物的敬爱。将榆树、柳树等植物同样赋予神的形象来供奉。

　　辽滨塔瓜尔佳氏如同大多数满族那样被编入八旗于清初“从龙入关”，后返回盛京。该家族四世祖系三世祖出征时留下的遗腹独子，其太高祖母认为家族前三世先人都战死于疆场，尽管获得了军功可以世袭，但其从军一旦战死于疆场，本氏族将绝后。故交回世袭军功，移居辽滨塔隐居。这是大多数清初“从龙入关”后又返回辽宁驻防的八旗满族共有的特点，在这种家族背景下留传的家祭在辽宁省满族家祭中较为普遍。从收集到的瓜尔佳氏家谱记载看，其家祭有以下特点：一是仍然保持满族家祭中的原生态特色，诸如领牲、换索等；二是虽有供奉的神，但仅为祖先神；三是对祖先崇尚，仅局限于慎终追远尽人伦；四是虽然没有专职萨满跳神，以自家人替代做祭祀主持，但仍然有满文的祝词，而且程序上并没有省略；五是通过配图“敬神图像”可展现当时满族家祭风貌，诸如祭祀时的服饰、发式、祭器及摆放格局等。尽管辽宁在民国时期满族已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且多数满族人不懂满语文，但从该家祭中我们仍可看到，清代中晚期到民国时期满族家祭特有的满族风情，感知其仍保持满族原生态的家祭形式核心部分，即生态伦理观的核心精神。

　　比较吉林省杨氏原生态的满族家祭和辽宁省辽滨塔瓜尔佳氏力图回归原生态的满族家祭之异同，得出以下特点。

　　其一，以萨满祭祀为特色，展示了满族万物有灵向天人合一变迁的生态伦理观。该活动萌发于满族早期的渔猎生活中，是最具民族特色的祭祀活动。虽然跳萨满并不为满族所独有，但作为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满族的萨满信仰则是“去芜存菁”后的宗教信仰，保留其传统的核心精神，形成新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

　　其二，家祭以祭祖为主要内容，展示了满族借鉴儒家道德伦理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中华民族有重视祭祖的传统美德，表现了人们对家族亲情关系的崇尚。满族借鉴了汉人的祭祖习俗，同时也保留了跳萨满习俗。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祭祖文化，成为满族弘扬中华文明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

　　其三，满族家祭民族特色传承，体现了满族仁爱自然、和睦友善的生态伦理观。满族崛起于辽沈，在统一女真、抗衡明王朝时，传承了中国敬祖尚武合二而一的伦理观。努尔哈赤每遇征战出行，必先祭“堂子”。其意义与中国古代“祀与戎”相统一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随着满族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巨变，原生态的祭祖观念、满族的人本属性得以增强。

　　总之，满族的生态伦理观来自自身千百年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中，后期吸收融合汉族儒家思想道德伦理，形成独具满族特色的集自然与人共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