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研究又称男性与男性特质（masculinity，中文通常翻译为男性气质、男性气概）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最初，男性特质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一样，并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1986年，美国学者琼·斯科特发表《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将社会性别理论隆重推介给历史学界。此后，社会性别理论被女权主义妇女史家接受，并应用于具体的史学研究。20世纪末21世纪初，男性研究开始深度介入史学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然而，如果从男性特质理论的内部视角或其学术发展理路来考量其史学实践取得的累累硕果，就会发现这种实践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女权运动刺激男性意识
虽然作为学科领域的男性研究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在此之前，“男性研究”“男性特质”等词汇已经出现。20世纪初，受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冲击，男性群体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意识，于是学术界围绕维护男性特权展开学术研究。当时的男性研究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相关理论和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例如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利用精神分析法论证男性优于女性，生理性别在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学术史中，这种研究被称为旧男性研究，以反女权主义为主要目的和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一种特征迥异的新男性研究悄然兴起。所谓“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研究内容不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而是将男性纳入社会性别和社会构建视角下，对男性群体的思想、行为、性别特质、男性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展开全面考察。这意味着男性研究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其二，研究者大多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或参与者，其目的是通过考察父权制社会背景下的男性特质，从内部瓦解父权制，重新塑造出更加接受两性平等的男性和男性特质，最终实现男女平等。这既是新男性研究的存在基础，也是其发展的动力与目标。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男性特质的理解亦不断深化，他们发现男性在分享父权制红利的同时，为迎合社会期望而不断进行自我构建，常使其处于焦虑状态。换言之，男性也是受害者，需要实现自我解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发现，即便代表男性特权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组织发生改变，妇女的受压迫状态依然未发生根本变化，而且作为社会和机制的男性与作为个体的男性，在权力感受上差异极大。学者们最终意识到：男性及男性特质并非均质的，各男性群体因文化、阶层、宗教、族裔、性倾向、时代等因素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男性特质；男性特质也并非僵化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需要人们从长时段角度去考察。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瑞文《男性特质》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将男性特质总结为霸权性、共谋性、从属性和边缘性。霸权男性特质概念的提出使社会性别内蕴含的权力关系更为清晰。所谓霸权男性特质，即统治阶层的主流男性特质，是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使男权制合法化的“社会性别实践的形式”，这种权力关系不仅造就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即便是男性之间——主流男性群体与边缘男性群体之间的地位差异，也是霸权男性特质作用的结果。
以两种路径开展史学实践
男性研究在史学领域的实践主要以两种路径展开。一是对男性特质史的研究，这类研究是目前史学界男性研究的主体。男性理论导入史学领域之初，史学家主要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美社会男性特质史的研究。史家们将研究重心放在同性社交环境，如学校、工厂和军队中的男性以及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因为对男性特质史学者来说，男性特质的准则与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之间的关系塑造的，与女性无关。其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将男性特质作为单一的线性发展来考察，将性别化的男性重新纳入历史撰述中。这类著作在塑造被压迫阶层方面成果丰硕，但将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做整体化处理，忽视了被压迫群体内部的权力运作。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单一男性特质理论被多元和霸权男性特质理论所取代，男性特质史的研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增多，男性特质史已经成为一门史学分支学科，标志性著作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男性地位：男性特质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家庭》。
约翰·托什首次将家庭生活置于男性特质的中心位置。他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早期，因为福音主义的复兴，男性成为上帝在家庭中的代表，担负引领家庭宗教生活的责任。这时，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志就是已婚，既能够保护和养育家庭成员，又对他们拥有绝对的父权制权力。在家庭内部，男性是和谐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他在享受家庭和社交乐趣的同时，也展示其男性家长身份和男性特质。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由于宗教衰落、女权主义和公共学校兴起等原因，中产阶级男性的父权制权力在衰落，婚姻家庭生活对男性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于是他们不断远离家庭生活。在当时大英帝国新的经济、政治和性别分化背景下，原本以“优雅”为价值取向的男性特质被“冒险”和“粗犷”的新男性特质取代。男性开始拒绝和推迟婚姻，生活重心逐渐转向同性社交领域，如大学生活、体育运动和英帝国的海外探险活动等。约翰·托什的研究既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男性特质流变的过程，强调女性在男性特质构建中的作用，同时又让读者了解了当时更宽广和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后来研究男性特质的史家基本遵循这一路径，一方面梳理不同群体的男性特质发展历史，一方面将之融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观察。
第二条路径是反对进行单纯的男性特质史研究，而是将之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重点探索男性特质或男性特质史对历史的影响。约翰·托什等人主编的《政治与战争中的男性特质：性别化现代历史》注重对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研究。该书以男性特质为核心，分析1750年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史学家们既分析了欧美各战争期间普遍的军事服役及公民身份对构建男性特质的不同影响，更强调男性特质史对这一时期政治和军事史的阐释，指出男性特质对构建战后公共生活和斡旋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以及霸权男性特质在建立想象的国家共同体方面的重要性。《占领海地：1915—1940年间的军事占领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一书分析了男性特质、女性特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为美国军人及其他美国人中存在的具有保护者责任的家长制观念和男性特质巩固了美国对海地（具有女性特质的被保护者）的占领、引导和规训。
男性史学应关注女性侧面
虽然男性研究的史学实践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上述两种路径都将研究视线局限在男性群体内部，忽略与之密切相关的女性群体，从而遭到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批判，认为这样的男性研究会再次将学术变成男性的霸权领域。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加入男性研究，试图修正男性研究中忽视妇女、忽视两性间权力关系的倾向。女性学者更加关注历史中男性特质对女性的影响，她们认为，虽然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权（特别是女性的性存在所有权）在男性群体中分布并不均衡，但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红利让男性紧密团结在一起。在这种前提下，男性特质史与性存在、社会性别研究相结合，成为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从总体来说，主流的男性研究仍不太关注妇女，与良性互动的社会性别史距离尚远。此外，对男性特质进行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研究偏少，多数成果是集中观察某一特定历史时代男性特质的特点和形成过程。
尽管在具体的研究中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男性研究的史学实践给传统史学研究赋予了新的内容与视角，对男性理论的深化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帮助人们从男性视角重新认识男性特质的演变历程，深入了解男性特质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层面运行的。重要的是，男性研究的导入，逐渐改变了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传统，男性已经成为一个与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相结合的历史分析范畴。其次，细致具体的史学实践，进一步深化了男性特质研究。相关史学研究结论表明，霸权男性特质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涵盖的典范行为准则虽然在某些时刻只体现上层阶级的行为典范，但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下层或边缘男性群体的某些行为或者说某些曾经被排斥的行为特征会被吸收到霸权男性特质中。而且，霸权男性特质虽然代表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但它并非历史上等级制形成的唯一因素，等级秩序是霸权男性特质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史学研究揭示了霸权男性特质准则的高度复杂性、流动性与矛盾性，这对康瑞文的男性特质理论是一种修正。再次，社会学领域中的男性研究，在分析权力关系时注重权势、金钱等因素；而史学家更注重通过话语、身体表现等研究男性特质的历史细节，研究思想和语言的权力运作方式。
由此可见，男性研究的史学实践，不仅丰富了社会性别研究，而且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问题或新视角。换言之，男性研究不仅是传统历史撰述的添加者，而且参与和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体系的构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