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社会“耕织结合”的生产模式中，城市主要依赖乡村提供各类生活物资。近代以前，天津已形成与东北、江浙、闽粤等地的区间贸易，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同时，天津手工业起步，产生了一些服务于居民日常需求和漕运的作坊。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传统的“耕织结合”模式遭到破坏。面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天津民族手工业努力进行抗争，积极采用现代技术，以期救亡图存，手工业结构因而发生较大变化。

　　传统手工业受到冲击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法等国为扩大侵略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1860年攻占天津、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开天津为商埠，在天津划设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实行殖民统治，最终使天津形成九国租界。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取得了北京至山海关沿线要地驻兵权，相继在天津驻军。

　　随着政治军事势力的入侵，西方商品大规模倾销而来，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市场，使天津手工品市场格局发生剧烈变化。首先，进口市场方面，西方的袜子、毛巾等针织品以及胰皂、化妆品、洋烛等日用品大量侵入，摧毁了天津原有的布袜、旧蜡烛、皂荚、火镰等传统手工品市场。以针织品为例，1920年，天津针织品进口值高达123219两，占全国的6.2%。其次，出口市场方面，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天津花边、猪鬃、地毯等手工原料及特色手工品的掠夺。以地毯为例，1875年天津海关地毯出口值仅1950两，1912年增至45743两，1926年达到6679107两。因交易不平等，手工品的出口成为西方对天津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再次，国内传统手工品市场方面，虽然城市人口增长导致本土市场空间的增加，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带来区域外市场的开拓，但是随着洋布、洋面粉等西方工业品的倾销，中国传统的磨坊业、织布业等行业面临着被淘汰或被迫转型的挑战。开埠后天津市场格局的剧烈变化是西方入侵的结果，进而对近代天津手工业生产形成强烈冲击，打乱了其正常发展的步伐与轨道。

　　民族资本倡言实业以抗争

　　面对列强侵略而导致的手工品市场变动，天津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推广新工艺、减免税收、奖励制造、倡用国货等措施，发展新式手工业，以应对西方经济侵略。最为有效的举措当属1903年直隶工艺总局的创办。该局以提倡工艺为宗旨，附设实习工场、工艺学堂、考工厂等机构，传习染色、织布、金工、针织、提花、胰皂等新工艺，举办展览会，考评工艺，以启发民智。其中，实习工场成效最著。该工场招收官费和自费学徒学习手工艺，至1907年6月，仅官费学徒即毕业671人，其中织染业占582名，为天津各种手工行业特别是织布业提供了技术和人才保障。民国初年，天津各织布工场的工头均系实习工场学徒。每年秋季，实习工场举办纵览会，邀请民众参观各科工艺，以使人人知工业为富强根本。直隶工艺总局还创办北洋劝业铁工厂、织染缝纫公司等，起到了开风气的示范作用。

　　在直隶工艺总局的倡导下，天津商民很快认识到发展实业的重要性，激发了研究、兴办工艺的热潮。各行商民纷纷设立织工、鞋商、漆工、胰皂等各种研究会，定期开展工艺研究活动。1908年3月至5月，各行开会研究工艺20多次，形成发展工艺的浓厚氛围。在天津地方官商的推动和努力下，一批手工工场相继建立。到1907年，民办手工工场发展至11处。1911年，手工工场已达到100家，涉及机器制造、纺织、面粉、榨油、烛皂、火柴、皮革、化妆品等行业，尤以织布业和机器磨坊业为盛。其中，很多行业是新生行业，奠定了天津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例如，1903年宋则久创办天津造胰公司，实行手工生产，为天津胰皂业之始。通过官商不断努力，天津手工业在面对西方侵略的不利遭遇下，积极进行抗争，尽力追随现代工业发展步伐，最终在结构上发生了极大变化。

　　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天津地方官商致力于建立和发展新手工行业，以抵抗西方商品倾销，从而使天津手工业生产结构发生变革。首先，为应对西方针织品、胰皂和化妆品等舶来日用品的入侵，进口替代型手工业逐渐在天津兴起。1912年，天津胰皂业发展至12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获得较快发展。1929年，天津针织作坊发展至154家。1935年，制造化妆品的作坊和店铺达到100家。

　　其次，以地毯业为代表的外向型手工业兴起，虽面临国际市场的交易不平等，但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一些权益。1923年，天津地毯业工场达到530余家，还带动了纺毛业、染线业等行业的兴盛。不论进口替代型手工业还是外向型手工业，它们基本都是天津新兴的手工行业，为手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是天津手工业通过自身行业结构变革抵抗西方侵略的表现。

　　再次，在西方工业品的冲击下，天津的部分传统行业如纺纱、布袜等遭到毁灭性打击，但也有一些行业在逆境中求生存。这些存续下来的手工行业，大多通过仿造洋货改变自身产品结构，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其中以织布业最为典型。与传统的土布业不同，天津织布业的特色是仿制洋布，其中平面布、提花布的产量最大。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以平面布为主，其代表是以铁轮机织成的爱国布，布幅宽，与旧式厚重而幅窄的土布不同。1918年，天津织户达500余家，织机约计5000架。提花布主要以人造丝织成，故称人造丝布。1926年，人造丝浆经法的发明使完全使用人造丝织布成为可能。因此，20年代中期以后，提花布成为天津织布业的主流，销售市场遍及东北、西北、西南等地。

　　商人雇主制逐渐盛行

　　随着手工业生产市场化的推进，近代天津手工业的生产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商人雇主制的盛行。在手工业中，虽存在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等多种组织形态，但从生产经营关系来看，大量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均受雇于商人雇主，与传统的组织结构形态已经有了很大差异。

　　首先，商人雇主制在手工业生产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在地毯业、针织业、织布业、鞋业、糊火柴盒业、纺毛线业等行业中均有存在。

　　其次，商人雇主的类型表现出行业差异性，主要包括商人型和工场主型。商人型雇主主要存在于外向型手工业，家庭手工业者和作坊主要受雇于洋行。20年代，天津从事地毯贸易的洋行达100余家。其他行业基本为工场主型雇主，家庭手工业者和作坊受雇于大型工场。如从事糊火柴盒业的贫民在家中劳动，受雇于火柴工厂。

　　再次，“中间人”制是商人雇主制运转的关键。商人雇主通过中间人将原料发给受雇用的家庭手工业者或作坊，待制成半成品或成品后，支付手工业者或作坊加工费用。以针织业为例，1929年，天津约有150名中间人负责发放原料、收回成品。

　　最后，商人雇主对手工业生产形成了高度控制。如地毯业，天津90%的地毯产量由洋行控制。织布业中，大型工场往往向小型作坊发放原料、订织布匹，成为商人雇主，控制了织布业生产，规模愈小的作坊愈依赖大手工工场提供原料，受控制的程度愈深。

　　商人雇主制的盛行诠释了手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受市场力量深刻影响下的重塑，也说明天津手工业者深受洋人和大工场的控制与剥削。

　　发展历程颇为艰难

　　现代化生产展现出的竞争力及其给手工业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天津官商明确认识到革新技术的重要性。首先，广泛采用了改进的手工工具，尤以织布业为典型，脚踏铁轮机被视为织布技术的重要变革。1903年，天津知府凌福彭从日本购回140架脚踏铁轮机，推广织布新技术。此后，铁轮机在天津织布业中普遍使用。其次，逐渐采用蒸汽力、电力等非生物动力，以替代人力，提高生产效率。磨坊业的动力变化较有代表性，经历了由骡马力向蒸汽力、电力的转变。自1878年贻来牟机器磨坊开始使用蒸汽力开始，至1918年，天津已有7家机器磨坊，形成了石磨加蒸汽机的技术模式。1930年，在天津265家磨坊中，使用电力的磨坊高达78.5%，用电力拽拉的石磨占96.5%。此外，织布、针织、提花、胰皂等手工行业也不同程度使用了电力。

　　一些手工工场在经历长时间积累后，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向现代工厂迈进。这在胰皂、织布、线毯、香油、机械等行业中均有代表。例如，香油业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两次重要技术变革。20年代，天津几家大油坊相继改用电力，将旧式油磨改为齿轮油磨。1943年以后，又将人力摔坯、炒麻两个劳动强度大的工序改为机器操作。油坊业经历几十年积累，逐渐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工厂过渡。

　　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手工业遭到西方商品倾销的猛烈冲击，近代天津手工业的遭遇即说明了这一点。在列强侵略面前，天津地方官商倡言实业，使当地手工业获得一定发展，表现出顽强的韧性和抵抗力。然而，在西方经济侵略的大环境中，天津手工业的发展极为艰难。这一历史命运既反映了西方侵略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也展现了中国传统经济对西方侵略的抵御和抗争。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市场化与工业化视野下近代中国城市手工业研究”（14SKGC—QG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