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硕儒荀爽曾云：“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汉代强调“孝德”，推崇“孝治”，将“孝”提升到治理天下的高度。作为道德政治的核心，“孝”观念在汉代得到极力崇尚和宣扬，不仅与官学、私学、家学、选举、律法、艺术、奖惩、宣传等领域产生紧密联系，而且影响了汉代政治和经济结构。《孝经·天子章》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这正是汉代社会倡导“孝治天下”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和强调天子以身作则率先尊奉孝治的集中体现。从秦之尚威严法到汉之“孝治天下”，为政思路发生深刻变迁，主要体现于对天子德行和德政的期待与要求上。作为文化价值的承载者，儒生在塑造汉代德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生势力由弱转强

　　秦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国家，此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局。然而，秦取代周之火德而行水德，一改周之“尚礼”传统，转行“废王道，立私权”的霸道政治，导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知识阶层早已对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的极权暴政颇有微词，认为“（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于此可见，当时知识阶层对秦政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汉书·儒林传》载：“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一语道破秦时儒生已然形成一个群体，成为怨秦反秦的潜在势力。

　　丞相李斯以“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向始皇所上之谏言，以及其后始皇坑杀诸生，长子扶苏所云“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之劝谏言论，无不揭橥秦之知识阶层特别是儒生群体已逐渐形成结党成派的力量。然而，在秦之霸政苛法制约下，终秦一朝，儒生群体仅以潜流暗涌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鉴于秦之流弊，汉初主张清净宽简之治。随着“挟书律”及“妖言令”等酷法被废止，一度陷入低迷的儒学复又回暖，儒士阶层也随之走出消沉。《汉书·儒林传》载：“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凭借其儒家学养、操行，致力于阐发、践行文化价值的汉儒便具有了蓄势待发之势，逐渐成为汉廷中不可小视的群体力量。

　　汉儒建构道德政治理想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道德政治是汉儒所钦慕与向往的。汉初，陆贾即以“利绝而道著”、“武让而德兴”的观念批判秦政，力倡“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道德政治，强调君主的德行修为及表率作用。文帝时，贾谊更以“使天下回心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的言论，直抒其对秦时文法吏的鄙弃。汉兴二十余年，贾谊请求“更秦之法”，建议“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可见，以文化价值承担者自居，坚守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道统观念，试图以传统儒家礼乐教化革除秦弊、变更秦德、重塑汉政，正是以陆贾、贾谊为代表的汉儒之理想希冀所在。而“守威定功”和“孝治天下”理念的提出与成型，正是汉儒意识形态付诸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汉儒希望建构的道德政治的重要思想成果和政治实践。

　　“守威定功”这一理念由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太史公将其征引至《史记·秦始皇本纪》。“守威”是指秦始皇要守住他一统天下的开拓之功和由此建立的威望；“定功”是指在连年战乱之后秦始皇应当顺应时势，在“守威”基础上，改变其在争夺天下时重威严法之“威”，转行其作为天下家长之职责，实行符合民意的清静无为政策，以满足战后天下士民期盼安泰生活的基本需求。自汉初以降，西汉王朝正是沿着“守威定功”的思路，以清简之策治国理民。依据不同历史阶段，能否将争夺天下时尚威严法之“威”，转化为治理天下时“守威定功”之“威”，关系着民心所向和社稷安危，贾谊这一思路是对汉初政治特征在理论上的总结。有汉一代弃秦之苛法、转奉孝治，也是顺应“守威定功”理念应运而生的。

　　汉代道德政治得以成型

　　在汉“孝治天下”治国方略指导下，“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成为汉代为政的核心思维模式。有汉一代，自惠帝始，各代皇帝谥号中皆带“孝”字，而且历代君主皆力倡孝治。例如，文帝十二年（前168）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夏四月，诏曰：“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宣帝本始四年（前70）春二月，诏曰：“导民以孝，是天下顺。”由于崇尚孝治，西汉自文景之后，儒学复又活跃勃发，至武帝一朝被定为一尊。由此，研习和精通儒家经典的汉儒愈发受到朝廷重视。诚如钱穆先生所论，武帝时期的汉政府已逐渐从汉初的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公卿朝士、名儒辈出的士人政府。随着儒士在政治上发展得势，他们也愈发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施展和实现自己的儒家理想。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系列理论，在伸张皇权的同时，也强调“天”会以降灾和天命予夺的方式对天子之不德不道进行警戒和制约，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起到了限制作用。

　　正是在汉儒对汉政的规范和塑造下，汉朝历代君主皆注重修德治国，皆以一家之长形象君临天下。在经济方面，他们以减免租赋、赐爵赐物、赈济借贷等保民、惠民方式扶持小农经济，维护其慈父形象；在政治方面，皇权政治的存在为士民阶层提供了入仕的基本保障，使士大夫阶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大展宏图之径和衣食利禄来源。这样，只要作为一家之长的君主有德行道，士民阶层就会以子臣身份拥护皇权政治的灵魂人物——天下之君父。东汉荀悦《申鉴·政体第一》云“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汉代君、臣、民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以及君臣、君民关系与社稷存亡的紧密联系。由此，汉代父慈子孝式的经济、政治结构塑造形成。这一经济和政治结构不仅对于汉代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皇权政治的稳固及维系皆意义深远。然而，这种以血脉相连的父子关系进行比拟的君臣、君民关系在有力地维系皇权政治的背后，实际上也具有极强的蒙蔽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孝与汉晋皇权研究”（16YJA770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