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源远流长，历朝历代纂修了丰富浩瀚的史籍，举世闻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黑格尔、李约瑟等在内的诸多外国学者都曾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得出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特质的正面评价。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人对历史记载高度重视、饱含热情，中国历史记载长期连续、高度准确，官方对历史文献予以悉心保护，史官在修史过程中坚持审慎、客观的可贵态度。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撰成系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是当前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

　　继承中华优秀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丰富多样，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四库全书总目》将史书体裁区分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梁启超《新史学》则将史书体裁区分为10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地志、传记、学史、史论、附庸，其中正史再分为官书、别史两类。几乎每种体裁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程，并产出了优秀之作。更加令世人叹服的是，中国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不竭创造力的明证。拿其他文明古国来说，古代希腊曾有著名的历史著述，后来没有了。古代埃及几度被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所灭亡，这期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连著名的《伊浦味陈词》究竟是说明古王国末期还是中王国末期的情况，至今学者都弄不清楚。古代印度只有宗教经典和传说，几乎没有历史记载。

　　外国学者高度赞誉中国历史记载的世代相续、绵延不断。黑格尔将古代印度几乎没有记载与中国典籍的丰富相对比，他在《历史哲学》中感叹说：“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设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弗朗斯瓦·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同样赞誉中国史书编纂传统：“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了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护自己的历史典籍。”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中，称中国是“最伟大的有历史编纂传统的国家之一”，“尽管朝代的称号不断变化，但每一朝代都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和当代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些史书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最近还曾有德效骞与修中诚加以赞扬和描述”。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难道不应该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对这样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史，作深入的发掘和总结吗？

　　历史编纂学蕴含深刻哲理

　　这项研究工作更加深层的意义还在于：我们站在当今时代高度，除了总结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制度的严密和文献价值的宝贵以外，还要大力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发掘古代中国历史编纂学所蕴含的创造力量、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由此进一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例如，对于《史记》这部古代史学名著，我们从历史编纂学这一视角，能对其杰出成就进行许多极具价值的新探索，并且得出具有中西学理融通意义的新概括。

　　首先，司马迁创立的体裁实现了中国史学的巨大飞跃，其深远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先秦主要史书体裁是编年体，司马迁继承了其年代线索清晰、叙事简洁的优点，克服了其记载范围不够广阔、一事前后隔越数卷的缺点，创立了“五体”结合的纪传体裁，容量广阔，诸体配合。在内容上，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从五帝时代一直写到“今上”汉武帝。本纪是全书的纲领，记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大事，其余各篇表、书、世家、列传都围绕本纪展开，作为对本纪的补充。各个部分互有分工，而又有机结合，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被后代史家称为著史之“极则”。今人史学评论文章中每每提出要“宏大叙事”、“全景式著史”，或许《史记》的体裁和内容才足以真正与之相副。

　　其次，司马迁的体裁创造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思考。《史记》“五体结合”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其成功的奥秘又在哪里？其根据和奥秘，就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换言之，司马迁苦心擘画，其著史目的是使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贯穿《史记》全书的哲学光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著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的、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感悟奋起！正因为多维历史视野符合从广度和深度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史记》体裁不仅成为传统史家著史之“极则”，而且在进入20世纪以后，成为梁启超、章太炎以“新综合体”撰著中国通史的原型，他们共同继承了《史记》诸体配合、容量广阔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再创造。同样极具启发意义的是，1956年，旅美学者邓嗣禹在《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之比较》一文中提出，可以依照《史记》的体裁纂修一部美国史。这些事例生动地证明，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在哲理上具有宝贵价值，影响极其深远！

　　再次，《史记》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中心，是对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作用的充分肯定。在全书130卷中，传记占70卷之多，记载了文臣武将、谋士能吏、学者说客，以及游侠、刺客、医生、卜者、滑稽倡优、工商业者等各阶层人物。司马迁以生动而饱含感情的笔触，记述他们的语言和行事，塑造他们栩栩如生的性格，如记载伍子胥、信陵君、廉颇、蔺相如、屈原、聂政、荆轲、苏秦、张仪、李斯、萧何、韩信、张良、樊哙、刘敬、叔孙通、周勃、周亚夫、李广、张骞、汲黯等人物活动的篇章，令读者千载后读之，犹活现于眼前。

　　列传叙事手法尤为出色之处在于，既有贯通全书的成熟、严谨的体例，又根据需要灵活运用。例如《李斯列传》即为典型篇章，此篇无论从李斯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或是从记载史实的复杂程度而言，在七十列传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司马迁对如何撰写苦心经营。前半篇集中记载李斯本人入秦前后的行事，而到了后半篇，史家记述的格局却明显变化。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此前所记主要是李斯本人的活动，而后面则是李斯与赵高、秦二世三人的所为纠集在一起，史家组织材料的方法就由单线条叙述变为多线条结合的记述。后半篇的内容超出了李斯本人的传记，是写李斯、赵高、秦二世三人在秦帝国晚期阴谋策划、倒行逆施而最终覆灭的下场。既写李斯应负的历史罪责，又刻画了阴谋家赵高、暴君秦二世的面目。李斯后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其原先性格、行事在新条件下的发展，赵高和秦二世是最终葬送秦朝的祸首，由于无法单独写此两人，也无法放在《秦始皇本纪》中去写，而其行事与李斯紧密联系，因此，司马迁采取多线条结合的手法，集中记载于此。

　　这种剪裁和组织手法不但巧妙，而且使历史画卷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寓含极其深刻的教训。这样，《李斯列传》后半篇便与《秦始皇本纪》相辅相成，构成秦朝由统一到走向灭亡的全景图。这就说明，《李斯列传》的记载是以李斯的活动为主线，而为了再现秦朝最后覆亡之历史的需要，史家又有意突破个人传记写法的常轨，采取多线条结合的写法，让此篇与《秦始皇本纪》互相配合，以完整地写出秦朝如何由成功的顶点，经由赵高、秦二世、李斯之手而迅速灭亡的！明代学者茅坤即评论说：“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而对于记载经历不太复杂的人物，如《蒙恬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等，司马迁也有巧妙、周密的安排，做到主线清楚，又有恰当的烘托手法，因而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行事，又表明他对时代的影响。

　　总起来说，《史记》中无论是鸿篇巨制或是所载内容不甚复杂的篇章，司马迁无不匠心独运，力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尽善尽美。他从再现历史进程的需要出发，既有通盘考虑的严密体例，而在具体运用上又根据情况作灵活变通，在必要时突破成例，因而被章学诚称誉为“体圆而用神”。

　　推进中华学术走向世界

　　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分析，我们更能深刻认识到《史记》确实不愧为中华文化的根基、世界文化的瑰宝。不惟《史记》，传统史学名著如《左传》《国语》《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史通》以及《文史通义》等，我们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对其作深入的发掘和总结，就能更加充分地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以及所凝聚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从其体裁体例的选择、运用发现其和谐之美，从其历史叙事发现其生动之美，以此进一步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当今从事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研究应当树立的目标和应当具有的风采。

　　习近平同志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段精辟的论述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我们要以艰苦的努力、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深入的分析，发掘传统史学名著的精华，阐发、总结其中蕴含的智慧、哲理、美感和诗意，让这些丰富思想营养都活起来，在当今社会生活和史学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并推进中华学术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09ZSA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