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文献往往具有内容驳杂、不便利用的特点，故而一向被视作“小道”，其价值易被忽视。其实，笔记文献如能利用得宜，则可作为经史考证的重要资料。考据笔记即是其中一种类型，它以考据治学方法为主，记载经史辨订、文字训诂等内容。考据笔记兴于两汉，发展至宋代，无论著作数量还是考辨的学术成果，皆可谓兴盛时期。宋代考据笔记吸收前代成果，体例渐趋成熟，记录范围增广，具有承前朝余绪、启后世之新的重要地位。

　　源远流长  追寻传承

　　关于考据笔记的起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寥寥数语勾勒出考据笔记发展的大致脉络，指出《白虎通义》为考据笔记之始，将其起源溯至东汉时期。

　　早期的考据笔记，如蔡邕《独断》、崔豹《古今注》等，注重名物释义，以正定经义、通经释义为目的。这是早期考据笔记的发展方向。例如，蔡邕《独断》上卷解释“天子正号”等礼制名号，下卷记录汉代帝王世系及“黄屋”、“豹尾”等典章制度。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典制专名的具体含义，《四库全书总目》即认为《独断》“究考证家之渊薮也”，肯定此书在考证名物方面的开创之功。此后，考据笔记开始摆脱考证名物的窠臼。隋唐五代的考据笔记，例如封演《封氏闻见记》、李涪《刊误》等，增入考释史事、记载名胜古迹、记录时人嘉言等事项。两宋时期，考据笔记更注重经史考证，所记内容范围扩大。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并称宋人考据笔记的三部巨著，其内容包涵广泛，记录繁杂，但又各具特色。

　　《梦溪笔谈》既考证史事、考订名物，又记有传闻逸事、闾巷之言，其中关于书肆刻工毕昇改进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史料。《容斋随笔》中多有考订史事、品评历史人物、考证典章等内容，又有对史书编纂理论的探讨，后世历史考证学、史书编纂学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和启发。宋人何异称赞该书“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可见世人对该书的推崇。王应麟生当南宋之末，宋亡之后，唯困居家中，日以讲学为要，因著《困学纪闻》20卷，其中以“考经”八卷、“考史”六卷最为人称道。其书对经义的考述，兼有考据和义理，具有兼容并蓄的学术特点。而其考史方面，继承了南宋前期考据笔记的成果，考订史实、史籍，品评人物，都颇有卓识，为后人所信服。

　　正是由于前代考据笔记发展的积淀，两宋时期，考据笔记成为文献典籍中具有生命力的著作形式，后世得以蓬勃发展。

　　融入宋学  相互印证

　　宋人考据笔记的内容和体例之所以得到发展，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同时，宋人考据笔记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印证宋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就内容而论，宋人考据笔记与北宋庆历之际兴起的疑古惑经思潮有密切关系。此思潮兴起后，学人敢于怀疑经史，进而予以考辨。受此影响，北宋前期的考据笔记多记历史掌故及志怪之事。北宋后期，其内容偏向疑经考史，考据内容涉及训诂、音韵等小学，以及诗文订误、本事考证等。此期的考据笔记，有的侧重文字音韵训诂，如王观国《学林》；有的侧重于诗词考订，如朱翌《猗觉寮杂记》、王楙《野客丛书》；有的以经论为主，如程大昌《考古编》；有的以考订制度为主，如赵昇《朝野类要》等。这些著作大多精于考订，体现了宋代考据学的发展成果。

　　由于受到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宋代史学亦有考史之风，出现了吴缜《新唐书纠谬》、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等考史专书。司马光把编修《资治通鉴》时所采用的出处不同或说法各异的史料辑在一处，以做参考，编成考异式自注之书。受此启发，宋人笔记出现了考史专书著作，例如李心传《旧闻证误》主要考证本朝野史、笔记等所记史事之误，其体例模仿《资治通鉴考异》，先引原书错误之处，之后为辩驳之语。《旧闻证误》体现了宋人考据笔记考史的成就，对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后世考证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体例演变来看，宋人考据笔记颇受宋代传注学的影响。传注学起初依附于经学而产生。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使传注之学兴起。延及南北朝，注释体例从注重字词训诂或阐发义理，发展到所谓广异备阙体。此体以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等为典型，以广搜资料、增补文献为主，便于读者相互对照。至此，由于注释内容增加，原书篇幅无法承载，于是出现单行的注本。部分宋人考据笔记显然受到这种单行注书体例的影响，即采取摘字为目，分条论述形式，内容范畴则为训释典籍、考订音韵、辑佚旧文，同时有对经书内容的心得阐释。例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注《易经》“高宗伐鬼方”一条，在句后列出《竹书纪年》《史记·楚世家》等多条资料，以此来讨论“鬼方”是否史书所载“鬼戎”。这正是广异备阙类注书体例的运用。

　　总之，宋人考据笔记出现注重研经考史的趋势，受史学考异类著作的启发，考异类笔记得以兴起，部分考据笔记在体例上吸取广异备阙类注书体例。这些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是考据笔记自身发展所致，也受到宋代经史之学的影响。

　　兼综四部  可资利用

　　据保守估计，历代考据笔记有700余种，大多是考据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其内容大多具有兼综四部的特点，即所谓非经非史、非子非集，但又涵盖四部，可谓广博丰富。因此，对大部分历史研究专题来说，都能在笔记著作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史料。

　　以历史文献学为例，笔记著作包含大量的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研究资料。例如关于雕版印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20世纪曾掀起一场讨论，学者们曾提出汉代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其实，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有诸多条目对此进行探讨。宋人李上交《近事会元》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二月，中书奏：乞依石经文字，刊《九经》书印版”，沈括《梦溪笔谈》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同以）后典籍皆为板本”，朱翌《猗觉寮杂记》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宋益州始有墨板”，基本是同一说法。之后的宋人笔记，例如叶梦得《石林燕语》、程大昌《演繁露》、王应麟《困学纪闻》、叶寘《爱日斋丛抄》等，也曾论及雕版源流。明人方以智《通雅》总结了宋人讨论的成果，认为“雕本印书也，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今则极矣”。这个结论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符合。

　　又如雕版印刷技术全面推广的问题，虽然隋唐已出现雕版印刷技术，但宋初仍未全面推广。宋人罗璧《识遗》载，北宋初期对雕版刻印书籍（尤其是经史书籍）还曾颁布禁令。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这条规定才被废除。此后，雕版印刷尤其是坊刻、家刻开始繁荣。可见，这条史料在版本学研究中值得注意。

　　其他历史文献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比如辨伪学方面，笔记著作包括辨伪书、辨伪事、辨伪说、辨伪器等内容。朱翌在《猗觉寮杂记》中曾记载当时民间造伪书的情况，“缘本朝求书有赏，往往多自撰以求赏，非古书也”，这是时人作伪书以求赏赐的沽利行为。对于辨伪书而言，张淏《云谷杂记》有辨《鹖冠子》一则，柳宗元认为此书全部为伪造，张淏则将之与他书对照，并从文理文义方面来考察，认为从某些篇章体现的学术功力来看，《鹖冠子》并非全伪。随着现代考古资料的新发现，《鹖冠子》的真伪问题可与《云谷杂记》的内容互相对照。

　　以管窥豹，由上述数例可推知考据笔记著作的史料价值。实际上，笔记著作的内容颇为广泛，其史料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

　　承前启后  清学先导

　　宋人考据笔记上承两汉以来之余绪，接续唐五代以来的发展成就。在宋人考据笔记影响下，元明清考据笔记层出不穷。因此，宋人考据笔记对后世笔记著作的积淀和开创之功不容忽视。

　　元明考据笔记著作实蹑踪于宋人之后。明人考据笔记多曾提及宋人著作对自己的影响。例如，张志淳在《南园漫录》序文中自称，该书乃系阅读《容斋随笔》及《鹤林玉露》有感而著，书中多有辨订《容斋随笔》所记之事。明代部分笔记乃沿宋人考据笔记之余波，尤其是参考《容斋随笔》《困学纪闻》等名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陈良儒《读书考定》“每类征引旧闻，订其讹舛，亦《容斋随笔》之支流”，罗鹤《应庵任意录》“大意欲仿《容斋随笔》《学斋占毕》诸书”，田艺衡《留靑日札》“欲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由此可见宋人考据笔记对明代学者的影响。

　　清代考据之风兴起，考据笔记随之繁荣，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名作有顾炎武《日知录》、俞樾《九九销夏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关于清人考据笔记与宋人一脉相承的关系，近人张舜徽曾指出：“若夫《困学纪闻》《黄氏日抄》诸编，包罗群书，考核精审，后之《日知》《养新》诸录，实其嫡嗣矣”，认为《日知录》等清人著作直接继承宋人笔记而来，可见二者关系之紧密。

　　宋人考据笔记的考据学内容和成就是宋代学术的一部分，正如清人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所言：“考证校勘之学，乃刘攽、宋祁、曾巩、沈括、洪迈、郑樵、王楙、王应麟开其端，实亦宋学也。”晚清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清代考据学的源头追溯至宋代。比如清人颇为重视《困学纪闻》，清代学术大家阎若璩、何焯、全祖望、翁元圻为其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道：“一宋人书而注之者四家，其尊尚几等古子矣”，可见清人对《困学纪闻》的重视。梁启超曾言《困学纪闻》乃清代考证学的先导，更是指出了宋代考据学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联。

　　总而言之，考据笔记自两汉兴起，绵延至唐五代，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内容、体例等方面已初显端倪。两宋时期，独特的学术文化背景及前代考据笔记发展的积淀，使得宋人考据笔记有了兴盛的基础。此期间涌现出大量考据笔记，内容广博，兼综四部，虽然有驳杂零散的缺点，但仍然是研究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