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仿古代帝王为前朝修史，以表明元统已亡，明承天命绍之。从朱元璋起，明朝廷便树立遵奉元统的史观，成祖、宣宗等皆克绍箕裘。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寇边，明军在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土木之变”成为明朝元史观的转折点，此后官方敕撰著作不断挞伐元统，私人撰述也以族群之别斥责元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明朝最终将元世祖之祀剔除。明代在元统论争上之所以经历了由认同到否定的过程，严重的边患局势以及官方和士人的反应是其主要原因。
明初确立遵奉元统的史观
朱元璋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对政权的合法缵承日益重视。元统问题牵涉到元末遗臣与天下人心所向，明政权的合法缵承又关系到政权巩固与天下安定。因此，朱元璋一方面力主遵奉元统，对元朝表现出极高的尊崇；另一方面，为胜国修史，表明元统已亡，明缵而绍之。
首先，力主元入中国为天命所归。早在1367年出兵北伐时，朱元璋就在《谕中原檄》中宣称：“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此论虽是为抨击元政作铺垫，但其中蕴积着朱元璋的更深层用心，檄文结尾之处将这种用意道明，“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愿为臣民者，与华夏之人抚养无异”。朱元璋积极认同元统的目的，在于论证明朝政权的合法性，并劝谕元代遗族归降。洪武六年（1373）八月，朱元璋将元世祖入祀，“作历代帝王庙于京师……右奉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并于同年十一月“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庙”。在帝庙祭祀中明确元世祖之位，既是对元世祖功绩的认可，也是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认同。
其次，仿古代帝王为胜国修史。在朱元璋看来，“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明开国后，他便诏告敕修《元史》，命宋濂、王祎总裁修撰，仅历331天便告成，成书速度之快居历代史书修撰之首，清人钱大昕称“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急于为元朝修史，蕴含着明确的政治动因，即表明元统已亡，明承天命绍之，从而在法理上证明北元政权乃逆天命而为。
明成祖朱棣对其父力主元统之说极力秉持，并反对过分强调“华夷之辨”。永乐二年（1404）四月，朱棣曾在招抚瓦剌首领时，宣称“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在“华夷一家”观点指导下，他对残元势力极力示好，并对前来投附的蒙古人表示出极大信任，甚至直接任以要职。这必然引起那些秉奉“夷夏之辨”的传统士人的反对。永乐十年十一月，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疏称：“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成祖却以历代史实予以驳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朱棣并没有故意以“夷夏之防”之谓贬低元朝，而是指陈其不当区别人等。宣德八年（1433）四月，明宣宗忆起当年明成祖的教谕，称“此古轩辕所都，而后来赵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后裔不存殷鉴，加弗良焉”。从明宣宗的追述中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曾以继承宋、金、元自居，明确表示明乃是继承元统。同时，明宣宗之所以追述明成祖的教谕，也可以反映宣宗对元统的认同。
边患促使明朝改弦更张
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首领也先大举进兵明境。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出征。不料，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围困，英宗被俘，军队死伤惨重，史称“土木堡之变”或“土木之变”，北部边患日趋严重。明朝朝野震惊，“群臣聚哭于朝”。与之相对应的是，明代官方敕撰著作在元统论争上开始出现斥元倾向。在这种形势下，官方开展了对宋元时期史书的修撰。
景泰六年（1455）七月，敕修《宋元通鉴纲目》。后因英宗复辟，修撰工作一度作罢。至成化九年（1473）十一月，宪宗下令重新编撰《宋元通鉴纲目》（即《续资治通鉴纲目》），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总裁官商辂呈《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仿朱子《纲目》之体，遵从《春秋》大义，“凡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明朝官方敕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严明“内夏外夷”，意在否定元统。时任副总裁谢铎称“贼后、篡臣既不可为统，而夷狄如元，独可以为统乎？”因此，成化年间所敕撰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确称“元不当为统”。
瓦剌寇边、英宗北狩，南宋偏安一隅的场景仿佛再现，从而触发了明代朝野郁积已久的恐慌。因此，他们反复申述明朝文化的优越，以弥补因现实恐慌而导致的心理颓势。翰林院学士丘濬在《家礼仪节》中称“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他以文化差异为基础，进而阐述族群优劣，其中蕴积着故作镇定的蔑视与不屑，恰与现实局势的不安相对应。在《世史正纲》中，这种文化差异被描述得更为淋漓尽致。丘濬在《世史正纲·元世史》篇首即诬夷狄“统我华夏衣冠礼义之民”。丘濬塑造出“文化”的标尺，借以衡量元朝夺取政权的史实，从而使得元政权的合法性被打上“攫取”的烙印。
翰林编修唐顺之所撰《左编》，又称《历代史纂左编》，“以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纂集成编，别立义例”而成，于正统取舍仅汉、唐、宋三朝而已，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称“纂汉唐宋之君者何？重正统也”，此即阐明《左编》之宗义。《左编》设“夷狄”一节，辽、金、元等皆以夷狄身份入之，元既已入夷狄类，作为一统中原的王朝身份便遭到黜夺，遑论正统之位？由此，《左编》秉奉的元史观不出传统的夷夏观之右。不难发现，《左编》影射的元史观仅仅是撰者朝代史观的一部分，元与其他外族一样，被纳入了作为夷狄身份的附属地位的书写中。这在明代中后期的史著中屡见不鲜，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书写文类，但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撰史原则，这种“箭垛”效应规训了有关元史的撰写模式，以“夷夏之防”为基础的元史观的书写范式已然被士人广泛接受。
嘉靖年间，明朝与鞑靼的关系极为紧张，群臣纷纷建议罢黜元统。嘉靖十年（1531），侍读学士姚涞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痛斥明初儒臣建言明太祖将元世祖立祀，“使元主得与帝王并列，以渎我祀典”，请求罢黜元世祖之祀，将元与历朝区隔。世宗以“太祖神谋睿断，将世祖入祀，迄今已有百余年”为由，对姚涞的主张不予理睬。由于明朝廷在边境战争中未能取得令士人满意的战绩，群臣不断建言，请求革除元世祖之祀，“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迫于现实，嘉靖二十四年二月，诏令“撤其塑像，革其祀”。这标志着明代官方“主元统”说的彻底更张。
引导士人撰述方向
明代元史观由最初遵奉元统，此后逐渐更张为斥责元统。这种转变体现出一个可供探究的视角：明代元史观的更张同历代帝王处理明朝与北元关系密切相关。终明一朝，始终存在与蒙古民族的不断争斗，元史观亦随着双方斗争的盛衰而显现出变化。明初，太祖朱元璋试图劝降北元，在多方示好的同时，积极纂修元史，将元统继于宋之后。洪武之后，两者关系被归化为朝贡体制下的和平交往。永乐年间，北方游牧民族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他们分别向明朝称臣纳贡，由此建立起了正式的朝贡关系。仁宣时期，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蒙古朝贡次数和规模又有所扩大。然而，“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边患日益危急。这一时期明朝官方敕撰的著作纷纷主张元不当为统，应该说与明蒙关系出现的危机直接相关。嘉靖时期，瓦剌频繁扰边，传统的朝贡关系已经难以维持。
可见，明代元史观与双方关系的起伏一一照应：和平交往时期，明廷采取了宽容态度，对元朝的认同体现了对蒙古臣属地位的容纳；“土木之变”的发生彻底击碎了这种宽容，明代官方撰述开始呈现对元朝政治认同的违逆。自孝宗十七年历正德时期到嘉靖十一年，双方往来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中断。与此同时，明朝士人不断进言，要求罢黜元世祖祀位。明代官方对元朝的政治认同之所以在嘉靖朝彻底更张，与瓦剌频繁寇边不无关联。
同时也应该看到，明代帝王从遵奉元统到斥责元统这一转变，体现了以镜鉴引导士人撰述方向的策略。朱元璋在推翻元政权之前，曾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将元朝统治者指斥为胡虏，不免难逃“夷夏”旧有观念。明朝建立后，鉴于北元政权仍然存在，朱元璋调整了其元史观，以劝诱北元归附。在朱元璋看来，元政权与北元蒙古势力存在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故而在劝降示好的政治目的下，极为遵奉元统，虚化夷夏之防，将元政权视作历史朝代更迭中的一幕，元与明只是古今之别，并非夷夏之分。
“土木之变”后，官方敕撰著作虽斥责元统，但并未以夷狄之义诋毁元朝，这显然是正确看待了元朝在历史上的地位。嘉靖时期，夷夏之防甚嚣尘上，私人撰述更是将这种夷夏观发挥到极致。夷夏观是当时士人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历史心性”，而此前排斥元统的著作均被认作是这一“历史心性”之下的文本建构，春秋大义及现实的忧患使得明代士人很难以客观、清醒的态度审视元朝的历史地位。
综观明代官方元史观的嬗变便会发现，在巩固并维护自身政权的目的下，明代帝王秉奉的元史观是在政治认同之下采取的双重民族叙述，明朝正统之位乃是绍元而来，政治认同显得极为重要，故而元统地位不可动摇，但北元政权对明朝始终存在威胁，于是明朝将元朝与北元区隔，又势在必行。可见，明代元史观从遵奉元统到否定元统这一转变，与北部边境局势息息相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