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宗族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上半叶。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宗族研究逐渐呈现兴盛之势。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宗族研究理论主要还在沿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体系。那么，本土化的宗族理论建设应当如何开展？我们认为宗族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切入点。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重视血缘关系，也特别强调国家利益。《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被后人频繁引用，突出的就是宗族祭祀权利和保卫国家的责任。这一点与西方有所不同：神权对西方世界影响很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皇权至上而神权有限。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对宗族有着更强的影响力。

　　若从秦代算起，中国宗族已与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连续共存了两千多年，即使在当代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因此，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应当是认识中国宗族发展的逻辑起点，“宗族—国家”是中国宗族发展的基本结构。

　　血缘对宗族发展的维系与制约

　　“宗族—国家”结构下，我们可以梳理中国宗族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

　　首先，皇权制度的支持。宗族是依靠血缘关系得以维系的群体，但宗族的自我发展、与其他宗族之间的关系等都必须突破单一的血缘关系。这个突破得到了皇权制度的支持，祭祀制度、礼仪制度、等级制度，乃至教育制度等均来自于此。皇权制度同时也提出了限制性要求，规定了宗族发展的走向和个体规模。

　　其次，本土宗教的支持。宗族的血缘关系中包含着宗教成分，早期的宗族祖先有着神灵性质，后代的宗族祖先也有神圣化、神明化的明确要求。中国宗族史上，所有的祖先都具有神性化倾向，各代如此，《左传》僖公十年有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说。同时，宗族的宗教性质也为儒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最后，本土艺术的支持。这一点与宗族观念传播相关，宗族观念的传播需要艺术的支持，而艺术也可以从中得到独特的表现对象。这种对应关系始终存在，并且带来了阶段性的艺术特征。例如，史前时代和三代时期的玉器、青铜器图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图像和供养人图像，唐宋元时期还增加了祠堂图像、族谱图像，明清时期的祠堂图像和族谱图像的广泛流行，都是代表性图像阶段性的指标。

　　地缘与宗法因素的此消彼长

　　“宗族—国家”结构的最大意义，是通过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反映中国宗族发展的脉络和特征。古代中国长期具有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国家认同是宗族发展的首要前提，“宗族—国家”结构是中国宗族发展中的主体结构，这一认识有助于揭示“宗族”与“国家”互动关系带来的阶段性特征、形态特征，以及与其他结构间的关系。

　　具体到各代，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轨迹：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时期是家（宗族）国一体，三代时期地缘关系挑战血缘关系，宗族与国家开始分离。秦代的中央集权使得宗族与国家进入对抗阶段，以政治地缘为主的国家组织形式取代了以宗法血缘为主的国家组织形式，这样的对抗关系至魏晋南北朝达到顶峰。唐宋元时期，宗族与国家继续对抗，但科举制度的确立与深入人心、朱熹理学思想的提出，以及元代异族政权的高压，削弱或消除了宗族对抗国家的条件，此消彼长，国家在制度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主动。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空前强大，宗族已完全依附于国家意志，却在宗族荣誉等方面得到了“补偿”，故而形成“国家意志，宗族荣誉”的格局，宗族成为“基于血缘的异化的政权形式”。因此，基于对原始社会之后“宗族—国家”结构的梳理，我们将中国宗族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夏商周三代的分离化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对抗化时期，隋唐宋元的消长化时期，明清的依附化时期。

　　宗庙祭祀仪式强化促进宗族发展

　　从宗族与宗教的关系中，还可以看到国家对宗族发展的影响。祖先崇拜贯穿于宗族历代发展，《礼记》有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说法。祖先崇拜通过祭祀形制来表现。因此祭祀形制的演变，既是宗教信仰发展的体现，也是国家制度发展的体现。由此形成与国家关系相交的重叠结构，以及对应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三代时期。“绝地通天”使祭祀专业化，宗教变为统治工具，产生“巫君合一”的结构，所谓“王者自己虽然是政治领袖，仍为群巫之首”，因此在三代时期，宗庙为天子（或有爵者）专有，士大夫不能建宗庙。第二阶段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之时开始，以郡县制为内容的中央集权体制取代了分封制，墓祭出现，这是宗族与国家对抗相平衡的结果。第三阶段是唐宋元时期。唐代出现祭祀先祖的私庙，宋代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家庙始兴，这是宗族祭祀权利明晰的时期。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明代开始，政府允许庶人建立祖庙。至清代，“庙堂”改称“祠堂”，成为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并且祠堂建于祖宗墓地之所成为常制。宗族祭祀在仪式场所上的种种强化，实际上是国家给予的一种补偿。

　　概言之，通过“宗族—国家”结构的阶段性划分，可以明晰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对宗族发展的推动作用，梳理中国宗族的发展脉络，建立起中国宗族发展的本土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