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学术生产和消费，或者说研究、出版、评价乃至管理等环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学术生态圈。自2019年以来，随着教育部力推“新文科”建设，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发展也在加速，整个人文社科领域都能感受到数字人文的冲击。进入学术生态圈的数字人文，犹如一种被投进池塘的新鱼，对池塘的整体生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引发人文学科在知识基础、研究方法、文献获取等方面的变化。

　　数字人文与人文知识转型

　　数字人文意味着数字时代人文领域的知识转型，这种转型至少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知识表示层面，即把现有知识通过数字化方式呈现；二是知识发现层面，即借助数字技术发现新知。数字人文在早期重在知识表示，是传统研究的辅佐者；到成熟阶段将会侧重知识发现，并成为传统研究的僭越者甚至替代者。

　　最早被学界接受和运用的数字人文形式，是知识表示层面的文献数字化。随着文献数字化的推进，原本故纸堆气息浓郁的文献学被推到了数字前沿。国内这方面的起步，可追溯到钱锺书等文学学者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努力。荣新江教授十多年前出版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就列出“电子文本的检索”专节，并说应该写一本“电子中国学入门”。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还提出了基于数字化文献的“E考据”概念。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近年来倡导建设“中国古典知识库”（Chinese Classics Knowledge Base，简称CCKB），这种结构化、关联性、知识再生型的数据库是大数据技术与传统文献学融通的产物，有望为学术研究提供新型基础设施。

　　随着人们将已有的知识逐渐数字化，以及数字原生知识的不断增长，一个博尔赫斯式的“巴别图书馆”工程已经启动。面对这个知识的“元宇宙”，人们的痛点已从知识匮乏变成知识“过盛”。知识表示的数字化，呼唤与之相应的知识发现方式。早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以量化方式处理文本的设想，但知识发现的实质性变化出现在运用数字方法之后。例如，莫莱蒂2000年提出“远读”时，还未真正与数字技术结合，直到2009年他才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研究。

　　知识发现方式的变化，反过来又引发了知识表示的进一步变革。知识表示从数字化发展到数据化，进而到结构化数据和关联数据，可以在前所未有的宏大体量上进行知识发现。例如，“中国古典诗歌声律的统计分析与研究”项目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接近全样本的古典诗歌数据库中对声律现象进行统计，使得诗歌声律的真正规律有可能被揭示，从而突破以往建立在局部样本之上的旧说。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传统研究司空见惯或各执一词的极限处，数字人文有可能出现突破性发展，对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数字人文呼唤新型学术出版

　　在印刷时代，不同文本之间、不同媒介之间、知识的不同形式之间都保持着距离，而在数字化时代，这些关系都变得更为直接和及时。比如，数字人文发表的成果可能并非文本，而是数据集、软件或网站，这已经对印刷时代的学术出版概念提出了挑战。真正的数字出版或许并不是纸质出版物的数字化版本，而是数据库出版、语义出版等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形式，其中语义出版的读者主要不是人类而是机器。蒂姆·伯纳斯-李曾说过，Web3.0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语义网”（Semantic Web），互联网本身将转化为一个巨型数据库，计算机将模拟人类的方式处理内容，所有数据都可以依据上下文、概念进行理解和连接。

　　按学界较为广泛接受的看法，出版是指将作品通过任何方式公之于众的行为，但在数字和互联网时代，究竟什么是“公之于众”似乎很难界定。迈克斯·巴斯卡尔认为出版的中心有两个活动，即审核和推广，因为它们解决了“将什么公之于众”的问题。（《内容之王：出版业的颠覆与重生》）而在两者中，或许更根本的出版要素还是审核，因为如果没有审核，就只有媒介而没有出版。审核活动包含筛选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看，出版本身也是一种评价行为。

　　数字人文的发展，一方面由层出不穷的数字技术驱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类知识和信息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对信息处理的新方式有内在的需求。随着数字化时代知识数据的不断积累，人类对信息匮乏的忧虑在减少，而信息过载的烦恼却在增加。面对信息过载的困境，人们的主要对策是搜索和过滤。提供搜索服务的有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以及知网、方正、维普等期刊数据库。目前，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数字出版的主流模式，被朱剑等学者称为“知网模式”，也就是由期刊编辑部完成纸本期刊出版，知网等数据库商再将纸本期刊的数字版本收入数据库，以数据库的形式进行二次出版。这实质上是纸本出版和数据库出版的结合，是在中国期刊分散的产业布局和集中的刊号管理方式之下，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的特殊产物。“知网模式”的弊端在于，数据库商和期刊都缺乏成为数字出版主体的能力，客观上造成了数字出版主体的缺位，导致数据库出版与学术生产相疏离。只有找到能激发学术生产和学术交流潜能的新模式，数字学术出版的主体才会诞生，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才会真正完成。

　　信息过滤的功能，传统上由期刊等出版媒介承担，但在数字媒介和数字出版的时代，必然会呼唤新型的具有过滤功能的媒介。这种数字学术出版的新模式，有待相关各方跳出自我局限，在良性互动与合作基础上共同探索。有业界人士提出，这可能是一种“平台型媒体”，这种媒体保留了编辑的审核筛选功能，保证了出版内容的质量，同时也会有针对性地向用户定向推送，实现出版的推广功能。在此基础上，这样的平台型媒体还可以促使出版与内容生产、学术研究等原本分离的环节发生融合，容纳开放获取、增强出版、语义出版等新型出版形式，并嵌入OCR、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工具，整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库，提供知识和信息的解决方案和个性化服务，为数字人文范式下的新型学术研究创造便利。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部分高校学术期刊与知网合作建立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初步具备了某些平台型媒体的因素，但与真正适合数字人文时代的数字出版形态还有不小的距离。

　　新型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的结合，有利于促生学术新模式的出现。正如安妮·伯迪克等所说，“由于开源、众包等理念的引入以及数字出版和开放获取的渗透，数字人文已经从根本上触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交流模式的创新”（《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

　　数字人文对学术评价的影响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形态，数字人文成果在评价体系中往往很难得到承认。因此，数字人文学者常发出改良现有评价标准的诉求，甚至呼唤一种新的评价体系。若想改变数字人文在评价中的不利地位，数字人文学者也需要更加关注学术评价，甚至主动参与到学术评价体系的优化之中。这包括建立数字人文学术标准和对现有评价体系施加影响两个方面。

　　在数字人文研究界内部，需要逐步厘清数字人文的概念边界，凝聚学术共同体意识，将似是而非的伪劣数字人文研究识别出来并予以剔除，逐步建立数字人文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评价标准；从人文学术的整体来看，则需要更多学者以扎实的数字人文成果证明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价值，在数字人文成果与广义人文成果之间建立横向评判的标准，从而为数字人文争得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数字人文需要调整研究方向，提升自身的整体研究水平。数字人文研究并非外在于人文学科，更不能自说自话。数字人文学者需要对接传统学科的学术脉络，真正解决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疑难问题，甚至推出颠覆性成果，给传统学科型的人文学术带来新的理念和活力，从而使人文学界对数字人文刮目相看。唯有如此，数字人文的学术标准才能真正建立，这是数字人文走出评价困境的重要路径。

　　除此之外，数字人文评价困境还有一些其他表现，这与当前中国人文学术评价的现状有关。例如，数字人文的成果往往因为难以纳入学科主流而在评审、发表、引用、转载等环节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有的成果并非期刊论文或专著，而是以数据集、可视化数据、网站、软件等形态呈现，这就更加难以进入现有评价体系。

　　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本身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重论文而轻其他成果形式。学术界“唯论文”倾向仍然严重，这既是印刷媒介时代的传统使然，也与偏好量化标准和结果导向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与数字人文枘凿难容；在论文评价中事实上采用“以刊评文”原则，将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混为一谈，存在严重的逻辑错位；在期刊评价中，量化评价因其客观性受到管理部门的青睐，占据了主流地位，又通过“以刊评文”的逻辑，在论文评价中获得对于同行评议的优势；在量化评价内部，重影响因子而轻其他指标；在影响因子的构成上，重视引用行为的单一指标，而轻视学科间差异和引用动机的分析；交叉研究因未获得学科地位，在学术评价中难免处于边缘化境地。

　　从数字人文研究的视角看，在学术评价体系设计中，应当对新型学科和跨学科交叉研究更加友好；由于在量化评价中，以引文统计为核心的影响因子过于单一，应当重视“分类评价”，分析引用行为背后的动机。有趣的是，这种对数字人文不够友好的评价体系，其主流方法是以影响因子为核心的量化评价，恰恰与数字人文有相通之处。国内最早关注并投入数字人文的群体，与研究量化评价的群体其实都来自图情领域。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数字人文的评价困境，或许也需要数字人文学者主动参与到人文社科评价方法的设计建构之中。

　　尽管同行评议和量化统计之争难以达成共识，但数字人文学者可以在学术评价中引入更丰富的算法，倡导一种更加多元化和精细化的量化评价体系。比如，在社交网络盛行的时代，引用和评价可以拓展到微博、微信、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评价、点赞、推送等行为。有学者基于这一思想提出了替代/补充计量学，希望以此更即时和多角度地反映论文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

　　以上所说的侧重评价方法和指标的多元化和精细化，都是优化学术评价的治标之策；若要治本，还需改变行政主导的评价体系，让评价权力回归学术共同体。学术评价是学术生态形成的关键环节，期待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充分运用新思维和新技术手段，推动学术评价健康发展，从而引导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等各归其位。

　　总之，数字人文的发展有望引发中国人文学科在知识基础、方法论和出版评价等多方面的变化。我们乐观其成，期待在数字人文的时代，可以形成一种学科间彼此融通、人文与技术良性协作的新型人文学术生态。

　　（作者系清华大学《数字人文》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