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交往不断加深，世界各国人民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仅如此，解决严峻的生态危机也越来越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积极运作。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社会理论形态，是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为人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考。

　　全球生态危机凸显

　　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注

　　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全球生态问题凸显引起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20世纪60—70年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极负盛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马尔库塞表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逐利本质使自然成为被剥削、被掠夺、被控制的对象，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操纵下，西方社会中越来越多吸引人的商品被制造和宣传，人们被满足物欲的虚假需求充斥着，异化消费成为确证人生目的的手段和方式。然而，在现代社会，异化消费使人成为了商品的奴隶，成为了“单向度的人”，社会也成为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向度社会”。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导致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生态环境被大肆破坏，这些成为自然资源浪费和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自然被视为有待开发的“资料”和物质客体，是人类控制之下的存在物。马尔库塞在肯定科学技术在推动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之外，他还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也成为了破坏自然的帮凶，科学技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加强对环境和大众意识的操纵和控制，导致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20世纪70—80年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本·阿格尔（Ben Agger）等。莱斯认为，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源于人们根深蒂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某种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并不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它只不过是控制自然的有力工具而已。莱斯通过霍克海默的论述提出“自然的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反抗”。在17世纪，控制自然观念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积极作用，即在改变物质生存条件和对技术满怀希望方面具有正面意义。但是，到了20世纪，无视科学技术与社会冲突内在联系的消极影响暴露无遗。此外，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作为支撑，日益恶化的生态形势使自然不堪重负。莱斯批判了把满足、幸福与无休止的物质消费等同起来的观念，认为人们把劳动领域中的不满与挫折通过疯狂消费予以宣泄和化解是不正确的，是产生和加剧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

　　阿格尔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基本思想得到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认可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形式也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为了缓解和补偿单调、乏味、缺乏创造力的异化劳动带来的痛苦，加之满足广告宣传所激发出来的虚假需求，人们往往通过过度消费的方式寻求满足。然而，这种过度消费和异化消费并没有减轻人们的痛苦，而且还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成为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相互促进，它不仅为异化劳动提供了得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还为人们认同和依赖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可能。

　　20世纪90年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奥康纳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源自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必然会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被严重剥削的工人消费能力就会越来越低，导致交换价值无法实现。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环境和土地等便会成为一些资本家倾向于转移成本的方向，进而造成对生态的影响和破坏。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特性使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与自然发展的节奏和周期无法匹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明显的反生态性质，受到生态系统制约和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会出现生产不足和经济危机。力图冲破生态系统限制的资本主义无限生产将会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和滥用，从而导致生态危机，以生产条件破坏和自然资源稀缺为特征的生态危机也加剧了经济危机。资本积累和全球性不平衡发展结构必然使发达国家加大对欠发达国家能源与资源的剥削与掠夺，从而导致全球性的自然资源衰竭和环境污染严重。资本逻辑下的技术使用方式也使自然条件加剧恶化。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持续性。

　　破解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深深吸引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应对全球生态问题，为破解生态危机寻求可能的路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别强调了自然的基础性地位和其先在性，《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自然观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马尔库塞认为，不能仅仅把自然视为物质、原料和客体，而应该从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把自然看成与人类和谐共生的互动伙伴和促进人类解放的重要力量。马尔库塞主张把自然视为自在的主体，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盘剥”转向“人道地占有”，这是顺应自然和实现自然解放的有效途径。此外，马尔库塞主张摒弃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通过充分利用资源和劳动满足真正需求的方式寻求人生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马尔库塞意识到，从表面上看，生态危机或者生态与科技关系问题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危机，其实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和危机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危机，是资本主义总体异化的具体体现。马尔库塞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主张对自然界进行“美学的还原”、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是化解生态危机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部分。

　　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新思路在于重新诠释控制自然的观念。他提出了未来理想社会并命名为“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主张把人均使用资源和其他物质数量降到最低值，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或技术的革新”，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控制人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尊重自然的本性，提升负责任使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控制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建立能够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要把改变人控制自然的观念与变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莱斯提出，用建立稳态经济的方案应对生态问题，即把人的消费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在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方面寻求改变。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需求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满足应该从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获得，也就是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消费领域获得，应该不遗余力地为人们从事各种自由、自主、创造性的活动创造条件。

　　阿格尔提出，用“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社会变革模式克服异化消费，进而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阿格尔认为，人欲望的无限性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存在矛盾，持续不断的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危机，当工业生产下降和商品供给出现危机时，人们就会对无法满足习惯性的消费欲望产生失望情绪，并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和反思新的幸福观，这些构成了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泉，促进人们形成新的需求观和期望。阿格尔主张“稳态经济理论”，即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方式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解除生态危机。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才是克服经济和生态双重危机的唯一正确选择，也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奥康纳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应该是“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他主张从追求“分配正义”转向追求“生产正义”，推进基于生态民主的国家民主化建设，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加强对人的保护、自然的保护和社区的保护，并促进利润导向型的生产转向需要导向型的生产。

　　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反思与追问

　　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证中不难发现，他们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能够深入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寻找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厘清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本主义本质特征，主张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解析人与自然关系上，部分学者能够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寻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质，在社会关系基础上分析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问题。

　　其次，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方向在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他们期望通过自由自主的劳动、稳态经济和以需求组织生产等方式减少对异化消费和商品的依赖，降低对能源和其他物质的消耗和浪费，从生产领域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满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再次，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不彻底性。多数学者仍然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改良主义的思想建构，缺少解决生态危机和人类解放的坚强依靠力量——无产阶级，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斗争一以贯之。

　　最后，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乏乌托邦主义色彩。无论是寄希望于发展伦理和道德解决生态危机，还是“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以及稳态经济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生态思想具有理想性。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缺少现实的反资本主义策略，如果他们能够从驾驭资本逻辑的生态建构主义视角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致思理路，并充分考虑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和保护环境方面所能发挥的优势和作用，那么相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会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更加深刻和可行的理论参考。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