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产生与发展体现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工匠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如何理解工匠精神并发扬其价值导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之下显得尤为重要。工匠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执着专注地解决科技难题的实践中凝结成的精神品质，包括精益求精的创新本性、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追求卓越的价值指向。这一精神不仅蕴含了多维度的构成因素，同时也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这一精神的塑造和影响。在考察工匠精神时，我们既要依据不同科技工作者的专业特征考察典型人物践行工匠精神的独特方式，也要考虑到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以量子信息科技为例，中国量子科研领域几代人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取得了从理论到实验的全面进步，实现了诸多应用场景的落地，并带来了科技基础设施的变革。在科研实践中，一大批科学家将工匠精神所蕴含的追求卓越、守正创新、甘于奉献、协同合作等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剖析其中的科技突破与工匠精神之间的联系，对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发展逻辑

　　关于工匠精神的发展逻辑，我们在注重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要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原理内核，厘清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逻辑联系。这也是理解和构建当代工匠精神的基础。

　　一是工匠精神的“潜在”阶段。关于西方的工匠精神内核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方式相对简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工匠劳动的认知不断加深。苏格拉底将人们的技艺活动归结为经验，可以通过口传身授和练习去获得。亚里士多德将人工生产活动称为“制造”，需要技艺支持。然而，古希腊的技艺概念还没有被区分为今天的“技术”和“艺术”。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还不是纯粹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是关于原理的知识，是针对永恒的存在，而技艺是关于制作的认识，针对流变的具体事物。从知识的角度看，此种技艺显然低于理论知识，这导致工匠在古希腊社会中虽然得到认可但并没有获得尊贵地位。不过，虽然工匠精神还没有出现，但是工匠的制造活动已成为一种改变事物的技艺能力被一定程度上认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希腊时期的工匠精神还处于“潜在”的状态。

　　二是工匠精神的“自为”阶段。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转变了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使工匠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而欧洲近代科学的觉醒与机械论自然图景化，使手工业快速发展。手工业行会制度的发展，促使工匠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时，工匠们探索出的操作手段和技术积累，对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是在此背景下，工匠精神逐渐“自为”显现。西方工匠精神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并且也由于其与科技发展的密切关联，影响着之后的科技探索。

　　三是工匠精神的“自觉”阶段。当前，科学和技术在研究方法与范式上并非互相孤立，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往往得益于科学前沿的突破；同时，许多科学前沿的发展已非常依赖高新技术的支持。正是由于这种特征，“技科学”的理念为不少学者所认同。该理念强调科学和技术的融合性、一体性趋势。正因为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先导，技术创新又进一步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当代工匠精神中的“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要求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与之相应的是，当代新兴科技的不断创新与变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关系着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和走向。当代工匠精神已成为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工程实践的价值指向、内在道德诉求与职业要求，对协调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工匠精神不但被社会广泛讨论，更是在其精神特征和伦理价值上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一过程体现的正是工匠精神的“自觉”显现。

　　在当代科学与技术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工匠精神的适用领域已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手工业。王前论证了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内在联系，认为科技创新和科技伦理是二者联系的重要社会纽带，并提出以科技伦理教育作为持续发挥培育作用的平台，营造崇尚科技创新、关注科技伦理的社会氛围，在舆论导向和社会治理方面创造必要条件。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倡导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与工匠精神的伦理准则具有内在相同的旨趣。在当代科学与技术高度融合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工匠精神应成为科技伦理价值准则的基本要求。

　　精神特征

　　中国当代工匠精神的铸就，源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其中，量子技术是一种将前沿物理学应用于技术实现的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方向。将量子物理现象应用于信息技术，可以延伸一系列基础技术边界，补充并扩大技术链条的根基，创造出巨大的技术社会内涵。

　　一是精益求精。量子物理到量子信息科技的应用实践，可以说是技术进步对于科学的要求不断增多所引发。这一过程让原本相对分离的专攻量子物理或信息技术的专家学者走到了一起。在首届全国光量子科学与技术学术会议暨全国量子光学学术会议35周年纪念会议中，其议题包括：光量子信息技术、量子物理基础问题、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量子效应、微纳光量子技术、多模光场调控及应用、光学非线性效应及应用等。这是我国当前量子信息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其明显特征是集合了量子信息技术发展动态，同时也囊括了量子物理及其基本物理效应等科学领域，说明当前量子信息科技已经走在了“科学+技术”的模式中。科学与技术的齐头并进，在我国量子信息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量子信息科技工作者坚持精益求精，是当前适合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工匠精神新维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量子信息科技从业者的优秀成果，也成为工匠精神的新指标量化维度。

　　二是爱岗敬业。量子信息科技发展至今，发展出了一个谱系繁杂的体系，囊括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多个学科方向，而每一个方向又有树状式多级学科分支。与之相应，每一个分支节点都有对应的多个科学家团队。在学科成果上，则涉及构成系统的元器件（如量子光学所涉及的高质量稳定光源、光学放大器、各类线性与非线性晶体材料等）和具体应用（如“墨子号”卫星、量子通信京沪干线、“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云平台等）。从点到面再到多维研究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作为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先行者的代表，郭光灿曾多次提到，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郭光灿在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的同时，也将这份具象化、通俗化的“工匠精神”种在了量子信息科技领域从业者的心中。如今，我国在量子信息科技部分方向上的成果已实现了世界领先，这标志着我国量子信息科技的实力不仅体现在广度上也体现在深度上。从1984年郭光灿组织中国第一次量子光学会议开始，到2001年潘建伟带领团队在自主量子密码方向发力，就是一个追求深度的过程。多年的科研积累，塑造了我国量子信息科技多领域的“精锐师”。先驱们的研究起步异常艰难，当时我国经济与科技都不够发达，郭光灿的工作重心经常是四处找经费。而潘建伟在建设我国量子通信团队初期，也需要从头开始搭建实验基础设施。而后，我国量子信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我们要看到，这一重大成就，离不开工匠们前期的艰辛探索。从我国量子通信方向的单点优势，到以点带面初现整体优势，整个过程经历了近20年的时间，这期间至少形成了两代参与主体，实现了一次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同时，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既在于工匠们的多年深耕，也在于国家的长期扶持。在经历多年的探索后，逐步形成了最初的科研成果与技术团队。依托2001年郭光灿申请的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第一个科技部973项目，培养出了一大批我国量子信息的中坚力量。随后，在各部委支持下，以“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为研究中心，得到了连续性资金支持。基于此，直到“十二五”期间，在财政部、科技部等多部委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布局了我国第一个战略型量子技术专项，在多体系下的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模拟等方面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专项成果实现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和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技术验证及应用示范，获得了多个“世界首次”。这是一个从单一起点项目（973项目）、单一起点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扩散发展，然后形成理论、实验多方向上的多项目、多机构同步发展局面，最终再次汇聚至国家实验室形式的聚焦式国家战略安排的过程。这种通过项目和机构引领而培养出的科研群体，也是我国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工匠精神的载体。这一发展路径给我国未来高科技发展路线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在制度上也探索出科技成果的立项与验收新逻辑，解决了科研扶持的一系列问题。

　　三是守正创新。作为前沿交叉学科，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十分广阔。量子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会造成一系列相关交叉科技领域的架构变革，从而带来社会层面的新型关系。因此，为促进量子领域的科技伦理发展，构建和完善科学伦理规范体系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做好量子信息科技发展的决策与引导工作，明确责任和方向，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科研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守正创新，即要在“守住道德之正”的前提下进行创新。这是我国量子信息科技产业创新和科技伦理监管的基础，也是规范量子信息科技产业工作者科研伦理的基本要求。

　　超越之维

　　工匠精神的超越之维度，对于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价值指向。这可以为未来量子信息科技的创新发展提供价值理念引领。

　　一是工匠精神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拓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劳动成为一种追求效率的工具性存在。量子信息科技不仅是底层学科，也是基础性技术，其影响广泛且“无形”。所以，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更需要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工匠精神蕴含的“无功利性”指向技术的审美价值，代表着一种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在追求“更进一步”的过程中，工匠精神期待的不是单一的效率结果，而是更多指向了超越功利性的“向美向善”的审美价值，注重社会认可与社会回馈，强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工匠精神体现于相关伦理设计中，这也正是量子信息科技“负责任创新”的发展方向。量子计算机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隐患，尤其是对网络安全、全球金融数字系统安全和个人隐私等问题存在潜在风险。我国在2020年由中国信息协会牵头制定《2020量子安全技术白皮书》，强调安全可靠的量子技术而不是盲目追求“效率”，突出了工匠精神的守正创新，强调对整个人类发展长久安全问题的关注。这对我国量子信息科技产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起到了价值引领和保障作用。工匠精神对工具理性的超越性，为解决现代科技发展中的“双刃剑”难题带来了可能。

　　二是工匠精神对异化劳动的超越。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工匠精神正是对重复性劳动、被迫劳动和异化劳动的超越。工匠精神主动追求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超越性，体现了劳动者主体性。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将其自身的意志对象化，并在此过程中升华了自身的品格，陶冶了自身的情操，在追求卓越的创造中摆脱了枯燥与单调，同样摆脱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这个单一维度，在劳动中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并且，工匠精神中的爱岗敬业，体现了劳动者的团结奉献和传承精神。我国的量子产业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型举国体制将政府、市场与社会有机统筹起来，不但能够有效避免资本对高新科技的垄断，又能在合理组织中高效促进创新与安全。以“墨子号”为例，该项目展现了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有效合作对降低工程风险的作用。在这一团队中，潘建伟担任首席科学家，王建宇担任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徐博明担任量子卫星工程总师。正是在众多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的爱岗敬业、相互配合中，这一重大科技工程取得了成功。中国量子信息科技产业也正是在多学科交叉体系下不断创新发展，所有劳动者不断克服困难、追求卓越、相互协作。重大科技工程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成功突破，体现了工匠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为全人类的量子信息科技进步贡献了中国模式和中国力量。

　　工匠精神是工匠们在通过劳动创造世界、解放自我中产生的，并且随着这一精神在历史中的发展，人们对工匠劳动观念认知不断提高，最终在工匠传统不断外化的历史演进逻辑中产生了对当代科技发展现实的指导作用。在我国量子信息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工匠精神。这为我国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旨向和文化氛围。所以，继承和弘扬工匠精神，是时代发展与前进的需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量子精密测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