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通讯员是基于无产阶级新闻理论而存在的一种社会角色。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特别提出“工农”通讯员，其实是强调了要专门从工农群众中发展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服务的一批非正式的新闻采写人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当下的语境中，工农通讯员却已经是一个恍若隔世的名词，一种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社会角色。即便如此，回顾他们身上承载的新闻精神，对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群众路线与工农通讯员

　　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新闻学被列为具有“支撑作用”的11门学科之一。确实，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来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立魂，唯此方能路正心安、行稳致远。打开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之门的钥匙是什么？学者沙垚认为，群众路线可以成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焦点所在，因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群众路线作为生命线和根本路线，因此讨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路线问题绕不开群众路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报纸作为当时主流的大众媒介，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当然就成为实施群众路线的一种重要路径。受群众路线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并通过新闻实践固化为新闻特色以及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内容。虽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互为关联、不可分割，但是如果考虑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度，那显然“群众办报”会在新闻实践之中体现得更直接、更明晰一些。有关“群众办报”的内涵，各方表述侧重不同，其基本内核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为群众办报、依靠群众来办报。

　　在依靠群众来办报的环节中，担任新闻通讯员是人民群众实现参与办报的主要途径。一支数量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参与新闻工作，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特色。这支通讯员大军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其中最特别之处在于，出于革命动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非常强调从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工人、农民中（当时主要是农民）培养和发展通讯员，并授予“工农通讯员”的称号，吸纳他们融入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可以说，工农通讯员是革命情境中最典型的体现“群众办报”的主角。

　　工农通讯员的回视价值

　　如果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工农通讯员群体展开回视，它可能的价值会是什么？

　　一是为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重构铺垫一块“小小的砖石”。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需要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实践来认识，否则就难免流于一些抽象的口号。这种实践，虽然是革命战争年代凝聚而成的“富矿”，但仍会昭示和启迪当下。正如学者赵月枝所言：“从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重思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术，需要重新根植于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以，回视革命战争年代的工农通讯员，不仅能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乃至“群众路线”“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等这些概念和理论丰盈实践维度的“血肉”，也可以为中国特色的基层传播增添一些历史维度的呼应。

　　二是为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文化动员增加一个观察窗口。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过程中，革命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转移到农民。然而，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思想观念保守、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参加革命？过往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政治动员、经济动员，而对文化动员相对忽视。文化是具有支配力量的热情和情感的某种总和，这种热情和情感能支配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去行动。因此，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员手段就非常值得我们作具象观察和分析。为此，美国学者裴宜理专门提出了“文化置入”（Cultural positioning）的概念。在种种文化动员中，报纸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文化宣传的重要工具，在报纸与农民联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授予部分工农群众以通讯员的社会角色，使工农通讯员成为强化党和群众关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性保证。因此，工农通讯员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文化置入”的实践路径而值得关注？

　　三是为当下乡村居民如何有更好的文化表达激发一点想象。学者吴飞认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缺乏乡村视角和乡村问题是不争的事实。通过革命情境中的工农通讯员去挖掘整理一段发生在中国乡村场景中的新闻传播历史，可以表达对“乡村视角和乡村问题”的向往和努力。乡村是一个富于群众性的实践场域，是考察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窗口。置身当下的时空，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阐释中，农业、农村、农民已然是热度极高的研究视域。作为主体性存在，农民显然是“三农”中的核心。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那么当下农民的主体性如何唤醒、如何激励？每一门学科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观照。作为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就是要帮助他们探索、发现各种样态的“文化表达实践”，让他们更好地被人看见、听见，以此来培塑文化自信、催发主体自觉。

　　四是为当下践行网络群众路线提供一些比照和启发。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利用先进的媒介技术来开展群众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报纸是当时最主流的媒介形态，通过工农通讯员的中介，报纸把党和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今，我们已经身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为密切党群联系的最重要媒介形态之一，由此，网络群众路线也应运而生。网络群众路线是建党百年来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延伸，一方面，互联网让人民群众有了新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声音，使党和群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更为直接、互动更为便捷，从而为构筑社会舆论“最大同心圆”提供可能。另一方面，群众路线要坚持党的领导、指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精髓，不会因时代之变而发生改变。通过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将会使我们牢牢把住群众路线中的“定海神针”，把新时代“网络群众路线”走得更好。

　　值得期待的研究空间

　　基于历史实践维度的工农通讯员属于一种“老现象”，但进入研究视域却是时间不长的“新问题”。也正因如此，未来的研究就存在一些值得拓展的空间。

　　一是如何既有“骨架”又有“血肉”？工农通讯员的历史是实践的历史。但是，现有研究较多的是对历史上的文件制度的援引，而相对缺少对具体实践的挖掘和描述，也就是见制度、见事情、少见人，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在框架的构建上会比较清晰，但也容易导致把计划等同于行动、把设想等同于结果。万千群众曾经如此意气风发地投身新闻采写活动，本身就是一道非比寻常的文化景观。具体到每一位个体，他们因何参与、如何参与、参与后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些“血肉”的衬垫，那么工农通讯员的“面相”是无法饱满的。

　　二是如何既有“灵气”又有“厚气”？以往的研究中不少文章都提出了一些好问题，洋溢着一种学术的悟性和敏锐，但在铺陈展开的过程中，可能是受限于史料，特别是缺少一手资料的挖掘，让人觉得有厚实感的文章还是偏少，少数文章甚至还存在论点和论据的指向不完全吻合的问题。还有一些文章在研究过程中把工农通讯员等同于党报通讯员，所以在资料的运用中两者是少做区别的。虽然工农通讯员从属于党报通讯员，但毕竟还存在自身的独特性，只有凸显这种独特性，才能呈现他们与干部通讯员、知识分子通讯员的差异，从而透射出工农通讯员研究的“灵气”和“韵味”。

　　三是如何既打“游击战”又打“攻坚战”？除了一些概述性的研究之外，大多专题式的研究基本上是依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利用一种视角、介入一个局部进行研究，这有点像打“游击战”，虽然也能获得不错的战绩，但总感觉零敲碎打、意犹未尽。“攻坚战”是锚定目标的一种持续攻坚，表现在学术研究上是一种“挖深井”的取向。可以说，工农通讯员是一个有待开采的“富矿”，它有踪可寻、有量可采、以小见大，值得拿出一种打“攻坚战”的决心，持续深入、久久为功，以期产出更有分量的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