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和工程活动的需要，工程伦理越发成为沟通工程各个主体之间的桥梁。西方的工程伦理研究主要遵循三条进路，即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研究、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模式被科伦（Eddie Conlon）称为个体主义进路，主要关注工程师个体的职业生活，为工程决策提供帮助。戴维斯（Michael Davis）在《像工程师那样思考》中对工程师伦理章程进行了探究。马丁（Mike W. Martin）和辛津格（Roland Schinzinger）在《工程伦理学》中探讨和分析了工程风险、工程安全以及工程师在工程场所的行为规范。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研究认识到个人主义进路的局限性，将工程伦理置于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下，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其中，以米切姆（Carl Mitcham）的工程伦理思想为主导，后经维贝克（P. P. Verbeek）、克洛斯（P. Kroes）等荷兰学者发展，以荷兰特文特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为主体，组建了荷兰“3TU技术伦理研究中心”，以开展更为深入的工程伦理研究。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跳出了工程师个人的微观视角，将工程伦理问题置于宏大的多元背景之中。其中，哈德斯彼兹（R. C. Hudspith）以及赫克特（Joseph Herkert）都认为，个人伦理会导致价值困境，宏观工程伦理的尝试可以对微观工程伦理进行很好的补充。
我国的工程伦理研究于20世纪末起步，以1999年肖平的《工程伦理学》一书出版为开端。随后，学界对西方工程伦理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如丛杭青翻译了哈里斯等人的《工程伦理：概念与案例》、戴维斯的《像工程师那样思考》；朱勤介绍了米切姆的工程设计伦理思想；李世新翻译了马丁和辛津格的《工程伦理学》等。这为我国工程伦理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沉淀与积累，现代工程伦理思想主要来源于四个传统，形成了四种维度的思考。
历史—哲学批判维度。历史—哲学的批判维度将历史的视角和哲学的批判相结合，对工程伦理的发展脉络进行纵向梳理，探究其规律。米切姆的工程伦理思想即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他在方法论上受到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影响，随后又于吉尔松（Etienne Henri Gilson）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中寻求内在进路。工程以技术为依托，而基于对技术批判的视角，海德格尔从哲学层面对技术的深入思考与批判，是众多工程伦理学者对技术思考绕不开的高山。海德格尔认为，“技术”至少包含“三种意义的问题”。第一种意义是关于技术的本质，其是一种真理或“展现”。第二种意义是对于技术的态度，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框架”。第三种意义讨论了技术与存在的关系，即“遮蔽”问题。同时，尤纳斯（Hans Jonas）从“责任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责任伦理”是一种“预防性”的伦理，“以长远性与整体性为道德标准的行为指导”，为人类未来忧思。以上构成了工程伦理学者从历史—哲学批判角度的深思。
技术批判维度。对现代工程技术的思考，不可避免会受到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的“装置范式”、伊德（Don Ihde）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以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影响。伯格曼受到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影响，将关于技术的研究转向了经验层面。他一方面在海德格尔批判技术理念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另一方面从对“具体的技术人造物”的经验分析层面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即“装置范式”，强调哲学反思应建立在技术复杂性的经验上，基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改变和控制技术，实现“好的生活”。根据伊德现象学的观点，“现象学+实用主义+经验转向”即“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伊德指出，“人—技”关系有四种，即表达“我”的具身关系、表达“世界”的诠释关系、技术自身独立性的它异关系和技术融于世界的背景关系。这四种关系是技术现象学的核心。“人类活动都证明了技术的本质性的含混性”，而“含混性”是后现象学视域中“人—技术”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也影响了许多工程伦理学者对待工程的态度。根据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公众的参与可能也会帮助做出更好的技术决策”。
社会批判维度。工程伦理的社会批判维度是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学科的视角出发，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多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深化思考。其中，埃吕尔（Jacques Ellul）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认为，随着人们对技术态度的转变，现代技术已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起一个“技术”处于首要地位的“技术社会”。这种“技术社会”具有合理性、人工性、自动性、自增性、统一性、普遍性以及自主性等特征。与“技术社会”相对应的是“技术系统”，后者从技术哲学角度展现出了现代技术的复杂性。“技术社会”带来了人与技术、技术与文明之间的思考。对此，埃吕尔本身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人对技术态度的转变形成了群体性的技术意识。量化的技术方法形成了包括人在内的同质化，使得“人”必须去适应“机器”。可见，埃吕尔的关注焦点更多在宏观层面，强调外部的联系——这容易忽视工程经验和技术实现的过程，而此过程却是工程伦理学者推行工程伦理教育的出发点。温纳（Langdon Winner）在延续埃吕尔对“技术自主性”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政治的观点，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处于技术发展引导社会变革的时代，人们对于技术的依赖和恐惧呈现出复杂性。一方面，“技术”影响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复杂性增加会引发新的“责任”。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方式去解决。关于技术的社会与政治因素考察，引导了工程伦理学者对于工程责任问题更具深度的思考。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技术的批判有如下四点。其一，技术是一种探究，“技术就是对我们的工具和技艺的研究”。其二，技术是一种实践，“实践至上”是实用主义的主要观点。其三，技术的功能性尤为重要，技术是一种工具和方法，目的是解决问题。其四，技术包含价值导向，即责任。技术实用性的目的是促进共同的善，工具也不是中立的，而是与价值相互作用。这引发工程伦理学者对责任和实用性的思考。
文化差异维度。文化差异是指各个区域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从而引发对于同样的工程伦理困境所采取的不同解决措施。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西方的文化传统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古希腊时期，西方文化开始以知识为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二是笛卡尔时期，以认识论为主，“逻辑分析”与“经验”得到重视和发展。三是康德、黑格尔哲学展现了批判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特征。以上阶段主要是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用理性去解读世界和社会生活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向度，但其在认知论上的前提为主客二分，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立”的观点。我国的传统文化则体现出互相欣赏、互相包容的态度：儒释道三者兼容并蓄、相互包容。儒家文化追求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强调人与人的和谐；道家思想强调“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佛家则强调“慈悲”“舍得”。东方文化的包容与调和，或可为西方哲学批判提供一种不同的选择。
在上述四个维度的影响下，现代工程伦理表现出以下特点。从历史—哲学批判维度的分析，体现出一种整体的工程伦理观。对工程技术和工程主体之间责任的分析，可以认识到工程中责任伦理的重要性。从技术批判维度的分析，特别是技术经验转向的影响，折射出工程施工设计的伦理原则、方法论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从社会批判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工程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推动以人为本的工程的发展。从文化差异维度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在汲取西方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要切合实际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工程伦理章程，并推行工程伦理教育。这对我国科技政策的完善以及工程伦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