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基因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研究路径，走出了历史人类学发展新方向。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得益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都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和对方的长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因此，历史人类学在产生初期便是一种综合了多种学科方法与内容的研究方式。文献考据往往被认为是传统历史学所擅长的研究方式，田野考察则常被视作历史人类学的显著特征。历史人类学研究者多认为田野考察能够获得深入体验的现场感，以便真正理解文献，同时又在文献的指引下推进田野考察。遗传基因研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擅长的实验去验证文献记载的真伪，窥探文献所未载之历史。传统历史学研究道路上的部分难题很可能是遗传基因技术大显身手的机会。

　　验证历史学研究成果

　　遗传基因技术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可在前贤成果基础上结合生物学技术，让传统历史研究的结果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呈现。基因被誉为人类自身的密码，由人体细胞内的脱氧核糖核酸组成，即我们常说的DNA。随着古DNA提取、捕获、建库技术以及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可以从古代遗骸中直接获取数以千兆碱基的信息。基于父子相传的Y染色体，可以明确每个个体的遗传类型。通过分析基因类别中的核心成分以及不同成分的混杂情况，能够计算任意两个个体的血缘关系或共祖时间。

　　基因在人类遗传方面有其独特性和稳定性。独特性决定其很难重合，稳定性则使其具备跨越时间长河的能力。Y-DNA染色体鉴定是男性遗传基因检测的基础，将男性遗传基因检测与地方志、石刻、家谱等文献结合，可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某家族的主要活动区域。这一研究方式与传统历史学基于文献考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实验数据和结论可在实验室内进行多次重复验证。

　　历史学与遗传基因技术联合研究肇端于曹操墓的争论。曹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广布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绘画、诗文等之中，加上“七十二疑冢”的传说，以至于曹操墓的发现备受关注，引发热议。然而以十余年之前的条件来看，曹操墓真假的争论单纯通过历史学论证已经难以让人信服。复旦大学韩昇教授与金力院士牵头，与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合作，以遗传基因方式推动曹操墓真假的辨别。他们通过对全国曹姓家谱的分析，结合地方志、史书、石刻史料等，梳理出曹操的后人所在，并从身份确定的遗骸中提取出曹操家族的男性基因。此后，又从安徽亳州的曹操家族墓群中提取到曹操叔祖父的牙齿，进行DNA检测。二者相合，确认了曹操家族的男性基因特征。只要将曹操墓遗骸中提取的基因与该男性基因特征进行比较，就能为曹操墓真假辩论提供新的证据。

　　有助于发展传统谱牒学

　　家族变迁是社会进程的缩影，家族研究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历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中国古代的谱牒文献不仅是家族变迁的见证，还有维系宗族权利等其他功用，再加上古代存在过继、收养等传统，谱牒修撰并不完全由血缘决定。谱牒与血缘关系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时有出现。遗传基因技术可以帮助完善或者校正家族谱系。

　　司马光家族延续千年，家谱较为完整，为进行谱牒学与遗传基因技术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机会。生物科学的介入直接明确了司马光家族的基因特征，使研究者看到构建古代家族甚至民族谱系的可能。司马光是众所周知的史学大家，以《资治通鉴》名垂青史。其家族世代高门，诗书传家，家风纯正，家族传承与谱系较为齐备。司马光家族累世聚居于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一带。北宋时，司马宗召和司马伋因为躲避战乱迁居江苏无锡和浙江绍兴。明代万历年间，司马晰从浙江绍兴重回故地夏县。从司马家族的家谱来看，谱系记载详细、连贯，但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现代传承并无紧密联系。通过口腔唾液采集基因数据，在实验室中进行分析、对比，可以计算出居于不同地区的司马家族所有支系的共祖时段。遗传基因研究结果与司马家各分支家谱记载基本一致，验证了家族谱系记载的真实性，并一定程度上梳理出司马家族的基因特征。

　　通过司马家族的研究，遗传基因技术运用于古代家族形成、演进、分化历史的研究逐步完善，即“基因家谱学”。基因家谱研究极大地弥补了传统谱牒学过于依靠文献的不足，使家族内部个体之间的遗传关系得到进一步厘清，为验证家族攀附、过继等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路。以遗传基因技术为工具，通过对核心家族遗传谱系的梳理，能够从个体、家族的不同层面窥探族群的演变，从而动态展示某一民族的递嬗，最终回答传统历史学关心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推动民族谱系研究

　　现代民族的研究较为便利，但古代民族的研究往往由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少，难以推进。历史上存在过且至今已难寻踪迹的古代民族研究尤为不易。以民族血缘中某一较为稳定的基因特征为中心，在相关民族中进行比较、分析，能够反映不同民族间的亲疏关系，进而明晰某一民族的形成、演变与发展。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历史上不同称谓、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相互影响、融合，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绚烂的历史。以较为稳定的家族墓葬出土骨骸为基础，以文史材料为血肉，借鉴学界前贤成果，可以明确墓葬主人身份及背后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遗传基因技术鉴定其血缘身份，逐步建立家族，乃至民族谱系的DNA数据库。再以DNA特征为基础，可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古代样本与现代群体之间的遗传关系，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史提供技术支持。

　　汉唐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草原游牧与华夏农耕不断结合，一定程度上催生出绚丽的隋唐文明，对世界文明有深远影响。三世纪至九世纪，匈奴、鲜卑、吐谷浑、突厥等民族异常活跃。传统历史学研究较多依靠文献和考古的研究方式，更多地关注民族关系、文化融合等。在传统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通过遗传基因技术对少数民族遗骸进行数据分析和比对，可以窥探族群的繁衍、传承、交融，进而探讨隋唐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递嬗脉络。

　　鲜卑拓跋部创建的北魏是历史上第一个由草原兴起进而统治中原的王朝。拓跋部的起源与演化虽有记载，但学界对于文献资料、考古信息的解读有不同意见。那么选择身份明确、考古信息完整、学界公认的拓跋家族核心成员进行遗传基因研究，分析其家族遗传基因特征，从而梳理拓跋部变迁，便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可靠的研究路径。考古工作者对陕西省咸阳市的元威墓于2010年进行了考古清理。从墓志、北魏宗室管理传统及相关史料中可以确认元威的宗室血缘。对其遗骨进行基因分析，确认了其遗传基因类型，而此类型并不见于汉族，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地区，且在3300年前分化。结合国内外人类学研究成果，推测拓跋氏的起源地很可能分布在外贝加尔湖—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同时，拓跋部众在颅骨形态特征以及母系遗传关系上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居民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这与学界“嘎仙洞是拓跋氏发源地”观点并不一致。由此可推知，“嘎仙洞”可能并不是拓跋部发源地，拓跋部的兴起与北亚人群从外贝加尔地区南下呼伦湖的迁徙有关。

　　研究对象多样化

　　遗传基因技术与历史学结合后的研究对象，并不限于家族、民族变迁等，可拓展至古代医疗、畜牧、军事、饮食等诸多方面。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推行改革，励精图治，统一北方，雄才大略，亲率大军攻打突厥，但出兵不久后离世。因为北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是突厥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斤的女儿，也就是说宇文邕当时攻打的是自己的岳父。由此怀疑，宇文邕是死于谋杀。宇文邕孝陵在多次盗掘扰乱的情况下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陵墓中随葬品和遗骨的碳-14检测结果与文献记载一致，确认陵墓为北周武帝孝陵。在取得宇文邕的遗骨之后，经检测发现，其中砷含量严重超标，而砷是南北朝时期炼制丹药的重要成分。在排除墓葬渗水等特殊情况后，结合服用丹药的记载，基本可确认宇文邕是死于慢性砷中毒，即宇文邕壮年离世与其服用丹药有紧密关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此二者又与马紧密关联。马不仅是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马的驯化、选育、扩散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过深远影响。遗传基因技术使得中国古代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例如，在已有研究样本选取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到祭祀的马匹选用雄性居多，中国古代的马越靠近中原毛色越是单一等特点。马的毛色、运动能力、步态、性别、体型等均会在遗传基因检测中表现出相应特征。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强势兵种，往往在战争中起到决定作用。通过对古战场战马遗骸的考察，可能分析出当时使用战马的具体品种，进而推测不同马种在战争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背后的文明互动。

　　遗传基因技术并不是要完全颠覆传统的历史研究，而是丰富历史学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路径。传统历史学犹如灯塔，为具体技术的运用指明方向，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其提供背景支撑，而遗传基因技术犹如出鞘利刃，攻坚克难。相关学科的交叉深入，不断校准原有研究成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共同推动学术进步，解决实际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