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发展规律，一直是学术界的热议话题之一。技术维系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此改变的人与人的关系，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时代的深刻意蕴。正因如此，技术的重要作用才不应被忽视，更不可简单地认为技术的价值是一把中立的“双刃剑”。

　　20世纪60年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和消费主义来临之际，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对技术发展给予更多的积极肯定态度，强调其对普通民众创造性的凸显与解放。他同时也在呼吁对民间文化的研究需要从古代传统文化转向当代的日常生活之中。在鲍辛格的论文《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中，技术是贯穿全文的关键词，并引出了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关键要点。

　　在鲍辛格看来，“家乡”作为一种典型的空间呈现，是人通过与技术的耦合，拓宽了民间文化的空间范围，从而使空间和文化形成一种辩证关系。在工业化之前，民众对于自身视域之外的异域风情并没有足够的感觉经验，难以形成理性的认知。而工业化之后的现代技术所产生的巨大改变打破了原始空间的阻隔，民众的交往空间和行动空间极大丰富，由此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终结民众对异域的向往，最终把家乡和异域结合成了“本土异域风情”的新形式。

　　鲍辛格意欲打破民间世界丰富的情感特征与冰冷的技术世界之间的隔阂，证明技术构建的民间文化是有历史性的。在鲍辛格的视域中，技术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行动，技术世界正在成为民众的文化世界。传统民间文化非但没有被现代技术的发展所摧毁，反而以技术的形式成为技术世界的一部分。鲍辛格发现了技术在民间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历史性统一。他认为，在日益发达的技术世界中，民间文化很难以原有的结构延续下来，在技术世界中新的民间文化的外在形式虽然是新的，但内在差异却依然是传统的。他发现，时间在技术世界中不断被压缩，使民间文化可以被民众广泛交换和接纳。技术发展的加速度会出现动态平衡。这种加速度的体验，表面看似是对过去的文化预设了一个界限，但因为技术作为一种中介在进行不断调节，其时间性反而被大大扩展了。

　　基于空间和时间这两个要点，鲍辛格指出，技术可以突破身体和物质的边界，令内在的心灵与外界物质彼此沟通。这一点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到唐·伊德等现象学家早已进行论证，并由此将技术的作用进一步表述为“内外交流的中介（media）”。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空间和时间将民间文化与技术联系在一起，营造出一幅生动的“众生相”。然而，在此图景中，技术已不满足于仅作为内与外之间的“膜”，而是在不断消磨掉内与外的所有边界基础上，将所有一切都卷入到技术之中。鲍辛格没有把技术视为与民间文化相冲突的异己力量，而是揭示出当时技术世界中的必然遭遇——民间文化非但没有像民众想象的那样彻底瓦解，反而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扩展。显然，鲍辛格生活的那个年代还只是工业化的开端，而在这之后的数字化时代并没有进入鲍辛格的学术视野。这在同样师承现象学流派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理论中显现出极为明确的启示，尤其是空间与时间这两个核心概念。

　　在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理论中，技术被称为“第三持存”，即广义上的技术物品。纵观人类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技术的发展史。技术作为人类的补充，可以弥补人类所缺乏的功能，使人类不断拓展空间与时间。但是，当代技术逐渐由工业社会的无机物转变为了数字化社会中具有自身动力的“有机物”。这意味着，技术开始具有了自身进化、行动的能力。这种变化对民众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数字化先天综合”的来临。

　　在斯蒂格勒看来，当代的“数字化先天综合”已潜在地构架了民众的空间和时间，进而使民间文化的真与伪出现混淆。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命题，发现了基于个体经验的认识需要有先在的观念构架才得以可能，即先天的空间形式、时间形式与知性范畴的综合。这是可以产生一切认识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人们才可以“先天地经验对象”。然而，这一切在数字化时代成为过往，因为数字技术正在建构起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对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支配与控制，并在个体意识的最深处扎根，“数字化先天综合”成为民众对空间和时间的新理解。这也就是说，今天不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可谓“我联网故我在”。由此，民众作为民间文化主体受到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综合理性能力开始变得贫乏。民众开始逐渐习惯依赖于各种各样数字化的生存、装置和程序，这也成为“存在之痛”。

　　斯蒂格勒意识到，如今在全球不断普及的数字化技术的助推之下，技术的价值并非只是“双刃剑”这么简单，而是天然地具有某种价值导向。在斯蒂格勒看来，民众不应再置于技术之外，而是需要将自身纳入技术中来，成为技术本身的一个环节，重塑自身主体性，以此形成真正的民间文化。斯蒂格勒的论述与民间文化的数字化产生着深刻共鸣，并需要诉诸实践来化解技术之张力。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化解，亦是被深深烙上了伤痕的印记。这将会面对一个充满未知的未来，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未来的冲击下，民间文化得以在现代技术的洗礼后重释自由之根基，民众也得以重建主体性之根基。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