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对火药发火原理有如下“阴阳”阐释：“凡以硝石、硫磺为主，草木灰为辅。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惊而魄齑粉！”为避免爆炸，东晋葛洪已有意识地将硝和硫隔离。五代谭峭则不仅用“动静相磨，所以化火”来解释火药的发火，而且认为通过知“阴阳”进而召“阴阳”人类就可以获取驾驭自然的力量，甚至“日月可以我作”，“天地可以反复”。这是道家自然观的生动哲学表述，炼丹则是这种自然观的技术实践。

　　火药，对人类文明而言十分重要。马克思给予其崇高礼赞：“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炸碎骑士阶层的并不是火药，而是火药武器（火器）。由于火器的表现太过耀眼，长期掩夺了火药的光芒，以至于有些人将火器的出现视作火药的发明。曹焕文率先对“火药”一词的名实进行辨证，“火，化物也，亦言毁也”。故“火药”者，“毁坏之药”也，既可疗病，又致毁坏，“中间必有重大之道理”。

　　“火药”乃“偏正”词组，中心词是“药”，“火”只是修饰。火药首先是药，是治病救人而非毁灭杀人的。所以，火药生来不是为火器充当燃烧剂的，非西文所谓“枪炮里的粉末”（gun-powder）；同时，火药生来也不是为节庆助兴的“烟火”“爆仗”（fire-work）。火药，本质上应称作“发火之药”（fire-drug或其发源名huo-yao）。从火器的发明去探寻火药的起源，即将火药与火器“捆绑”的研究范式，本身就是因果倒置的，是数百年来火药史研究的误区。既然火药是能发火之“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药”呢？

　　硝石，是火药中最重要也最特别的成分，中世纪阿拉伯人称其为“中国雪”，日本火药史先驱西松唯一就因中国盛产硝石而将火药发明指向中国。曹焕文发现，能发火之“药”，非中国“丹药”（fire-drug）不可，且与医药同源，“一望而与医方相同，材料形式，无不毕肖”。于是他告知世人：“火药是由中国古代炼丹家所发明的！”随后，冯家昇找到了火药的唐代配方，即《道藏》中的《伏火硫黄法》，这是8世纪的一例药方，完胜欧洲人13世纪发明火药的所谓“证据”，至此中国名正言顺地成为火药的发源国。以治病、长生为目的炼制的“药”竟然能发“火”爆炸，这当在道士们阴阳理论的意料之中，而炉毁人亡的惨剧又出乎意外之外。所以，道士们千百年来的一项工作，就是降低乃至消除丹药的爆炸性和破坏性，这也从反向力证了火药源出中国这一铁的事实。

　　“火药”一词的重心从“火（器）”到“（丹）药”的转变，始知此“药”（gun-power）非彼“药”（fire-drug），自此火药从火器的“附庸”变回“主人”。这是火药史研究范式的一次根本转换，其革命性的结果便是火药的“认祖归宗”，即火药发明之殊荣终归中华。名实辨证虽能对火药发明的归属正本清源，但如果没有对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洞察，势必只能得到断面而非整体的认知。

　　既然火药是炼丹的结晶，那么何时是其最可能的发明年代？曹焕文认为，是“火”（炼丹术）和“药”（药物学）同时大兴的魏晋之际。以长生不老、指石点金为追求的炼丹术促进了药物化学的进步，“而逼到火药在技术上能产生出矣！”这一推断，较后来冯家昇、王铃和李约瑟等人的“唐代发明说”前置至少300年。半个世纪后，王奎克等人的模拟实验，特别是容志毅发现的原始火药配方，均将中国火药发明的年代定格在两晋。

　　有了这一前提，火药与火器的关系也一通百通。正如曹焕文指出，魏晋之际道家炼丹发明火药，南北朝时火药开始流传于世，隋是民间火药杂戏盛行之时，遂有炀帝之“花焰七枝开”，两宋时火药成功应用于火器，霹雳炮、震天雷、火枪、火铳等火药武器层出不穷。所以，先有火药的发明及其民间杂戏，再从民间杂戏发展到军事应用。换言之，历史的轨迹是从“（火）药”到“火（器）”而非相反。此外，火器尤其是南宋初年管形火器的发明，证明了长期引发火药发明歧义的火器本身也是由中国发明。

　　火药是道士炼丹之所得，但问题是，这是“意外”的发现，还是“有意”的结果？如前所述，硝石是火药中至为关键的成分。火药之所以能发火，是因为硝石可以在密闭的空间中起特殊的自供氧作用。作为天然的强氧化剂，硝石与起还原作用的硫磺形成完美的“阴阳”搭配。中国古代将氧化剂硝石定性为“至阴”，取其“静以合化”之意；而将还原剂硫磺看作“至阳”，取其“动以行施”之义。这无疑已上升到阴阳转化、合二为一的哲学理论高度。荀子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火药，这一燮理阴阳的完美人工造物，不正是荀子所期望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目标吗？

　　《天工开物》对火药发火原理有如下“阴阳”阐释：“凡以硝石、硫磺为主，草木灰为辅。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惊而魄齑粉！”为避免爆炸，东晋葛洪已有意识地将硝和硫隔离。五代谭峭则不仅用“动静相磨，所以化火”来解释火药的发火，而且认为通过知“阴阳”进而召“阴阳”人类就可以获取驾驭自然的力量，甚至“日月可以我作”，“天地可以反复”。这是道家自然观的生动哲学表述，炼丹则是这种自然观的技术实践。

　　我们赞同李约瑟的提法，即文化的多样性与科学的普适性。火药不是一种工匠式的纯技术发明，其中注入了阴阳理论及其方法论等中国古代形态的“科学”要素。换言之，火药并非道士们对“意外”发现的“经验”总结，而是有着理论根源和方法论准则的“主动”发明。事实上，中国古代很少有纯技术，技术（“用之”）往往以科学（“制天命”）为先导，二者杂然难分并相映生辉，更多的是“科学中的技术”和“技术中的科学”。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