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较为准确的表述为，“为什么公元15世纪之前，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自从科技史家李约瑟提出以来，这个难题便已经越出科技史学科的边界，引得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尝试做出逻辑自洽的解答。
从李约瑟难题到中国古代科技传统
从目前研究成果看，地理禀赋论、官僚体制说、文化影响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说、人口规模说、科举制度说、生产力动因说、意识形态论、内在缺陷说等，莫衷一是，其特点表现为如下方面。1.出于对近代史的普遍认知：“落后就要挨打”，学者们多因中国近代的落后，从而开启了“全面反省”模式。2.李约瑟难题实分两步：一曰中国文明古代先进，二曰近代落后，在“全面反省”模式下，目前的各种解释多集中在回答第二部分，而对第一部分有所忽略。3.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其原因应该是长时段、大视野、多维度的，而非单一的线性解。多数学者经过本专业的深入思考，在这一点上差可达成共识。
在全面反省模式下，李约瑟难题常被引申为“中国怎么了”，而中国古代科技资源与科技传统，曾在以千年为计量单位的时间周期里傲视寰宇。如果我们完整地观察李约瑟难题，而不是有选择地忽略第一部分的话，则其模式似应从单纯解答“中国怎么了”，转变为解答“西方怎么了（15世纪前中国科技的领先）——中国怎么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在这样的完整问题模式下，那些只针对性解答中国缘何落后的结论，在解答第一部分中国缘何领先时，便颇显力不从心或自相矛盾。若学者们现阶段的答案只能解答李约瑟难题的第二部分，则代表着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传统的审视尚显不足。
现代科技模式变迁的可能性
《工程演化论》指出，人类文明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一路走来，正处于向生态文明、信息文明过渡的阶段。无论是古代科技资源还是近代科技革命，都属于助推文明演化的动力机制。那么，在人类文明形态进一步演化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或可从未来生态文明、信息文明的角度，对工业文明以来固有的西方科技模式进行探讨与反思，即完美适合工业文明的西方科技模式是否仍然完美适合未来的生态文明、信息文明。并由此引发对中国古代科技资源价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再认识。
1.生态文明视角
科学技术只有被“工程”所选择，才能顺利脱离实验室范畴，从而嵌入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所以某种意义上，工程的选择是科技得以嵌入人类社会的通道。工程的选择则源于工程的价值观，而工程的传统价值观近年已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工业文明下的工程观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基于西方“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截然分别开来。近年来，随着人类对自然不断加深的认识、对生态不断恶化的焦虑，由此延伸出对工程活动的深刻反思。源于西方从物质至上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不加节制地将人（主观）独立于自然（客观）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试图“征服”自然的观念，正在被修正。工业文明以来“把工程选择、集成、建构好”的模式，正在向“选择、集成、建构好的工程”转化。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西方主客二分模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弊端。
从“征服改造”向“适应和谐”的转向，即是将人与自然截然分开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转向，亦属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向。细思其内涵，则表征着以求“知”为导向的主客二分模式，或有向以求“用”为导向的和谐共处模式转变的可能。
2.信息文明视角
工业文明以来，固有科技模式或许同样无法回避转型的问题，转型需要时间与实证方能成熟，目前这种科技模式的转型已初露端倪。
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除了原有计算机学派外，亦已衍生出仿生学派与进化学派。尤其是进化学派，认为人工智能应像人类智能一样通过逐步进化而实现，而不是通过原有的“知识与推理”模式。这样从制造向进化的转变，已经反映出理念上科技与人相“合”而不是必须主客二“分”的趋势。
再比如，基础学科数学的发展，在西方科技模式下，数学“公理化”是主流，而中国古代数学自《九章算术》以来，走的是“算法化”的路径（此亦是因为与西方不同而大受批判的缘由），大体而言，前者重规律，后者重实用。然而信息、数字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重新要求数学规律算法化，如将几何问题代数化、科学定理数字化。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传统数学模式出现新的机遇，重算法的模式在信息时代反而具有一定优势，或者亦能反映出现代科技模式有所转变的某种萌芽。
中国古代科技资源价值再认识的意义
学界对中国古代科技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一直占据主流语境，然而批判并不是目的，进步才是目的。“我们为什么差”模式下的批判，固然“去其糟粕”，也相应地不免对“取其精华”有所忽略。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现代解答，若能够实现对中国古代科技资源价值的再认识，或可使得问题研究模式从单纯的“批判”走向真正的“批判、继承”。
在一味强调中国思想、制度等抑制了科技发展的全面反省模式下，诸如：不以求“知”而以求“用”为导向的科技发展；不以主客二“分”，而追求天人相“合”的思维结构；过于关注伦理思想，而忽视自然哲学的研究认定，等等。如果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看，在西方文明不断兴起、消亡乃至更替，而中华文明从未断绝的背景下，这些表现出中国与西方明显不同的传统特质，在总体上是否有利于文明的存续？与此同时，在以百年为单位计量的视野下，那种一味追索“我们为什么差”的解释模式，如果扩展到以千年为计量的视野，未必一定不能转换成“我们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这些，或许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与深度解析。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古代与现代一脉相承，民族的精神特质是否一定是批判和反省的模式便值得商榷。我们对中国古代科技价值的原有认识，在新时代便有重新加以估量的契机。科技史家萨顿曾发出“科学必须人性化”的呼声，以及“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并不能生活得更美好”，科学与人性相加，已然表征着天人相“合”的模式而非主客二“分”的模式；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演讲中称“只懂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说到关心人本身，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即便只从科技角度而言，亦有重新审视的必要。甚至李约瑟自己也曾做出过这样的总结：“只有在中国、日本以及整个东南亚都能看到的伦理思想才是能够纠正西方社会中偏重科学观点的惟一法宝”。
因此，随着文明的进展、时代的变迁、科技自身发展的新趋势、研究视野的再次扩大，在人类文明更长时段的考量下，或者我们应认识到，李约瑟难题已成为一个比曾经认为的更为复杂、多维的问题域。而在这个被不断拓展的问题域中，不但原有的评判不足以解释全部，甚至原有的评判标准亦发生若干新变化。而在过去一味反省模式下的种种解答，或许也应拓展新的视野与做出新的补充与完善，甚至全面反省的模式本身，也应进行某种反省。那么，我们对中国古代科技资源、科技传统的原有认识便显露出不足与局限，已有亟待重新梳理的必要。因此，对中国古代科技资源现代价值的再认识便理应提上新时代的议事日程，并且显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与厘清，以便真正给予当代回应。
（作者单位：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