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通史是一种与专科史相对的科学史编史形式，其编史学宗旨是力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揭示出某一科学体系内部各门分支学科之间的统一性。为界定与表达这种统一性，科学史家应针对该科学体系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给出明确回答。因此，与专科史相比，科学通史往往在沟通科学与人文、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能够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科学通史的研究通常也更能代表科学史研究的发展状况与总体水平。具体到中国科学的通史，由于近代以后，西方科技已经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科学的总体面貌与基本性质，中国科学体系自身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科学传统中，故“中国科学通史”通常也主要指“中国古代科学通史”。

　　从“单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中国科技史界尚未编撰出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国古代科学通史。20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所有涉及中国古代科学的通史，严格说来都只是“科技通史”，而不是“科学通史”。对科学与技术不做严格的概念区分，成为过往所有“科技通史”的默认预设。研究者通过默认中国古代有“技术”，从而有“科技”，从而有“科学”，从而有“通史”。基于混同科学与技术完成的上述推理链条，科技史家只能勉强写出各种“科技通史”，很难再写出一部不掺杂技术史的“科学通史”。正因为此，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的新著《什么是科学》在区分“科技通史”与“科学通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古代科学通史”及其编史学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标志着中国古代科学的编史学反思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的变革点。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一轮编史学变革的总体态势？

　　结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医学等领域前沿研究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科学通史的研究正在启动从“单主体性”范式到“主体间性”范式的编史学变革。换言之，中国古代科学的编史学目标不再是参照“西方科学”这个唯一、绝对的标准来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正名”，也不再是解答“近代科学为什么未能在中国文明中发展出来”这种特设性的“宏大问题”。新编史学的目标，将是在充分理解与尊重西方科学传统主体性的基础上，尝试在中西科学史的主体间性视域中揭示中国古代科学传统自身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并基于这种独特性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通史。

　　从“百川归海”到“博物学”

　　以李约瑟为代表，体现在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实证史”纲领，就是典型的“单主体性”范式的编史学纲领。它只承认西方近代科学的主体性，而不考虑中国古代科学的主体性。李约瑟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运用普遍的数学语言来描述唯一、实在的客观世界。因此，这些知识是客观、实证、普遍有效、可以跨文化理解的。无论最初在哪里发现，它们原则上都适用于其他任何地方。这种全世界普适的科学，其实是一种脱离具体时空情境、作为普遍知识形式的科学。基于这种一元论、普遍主义的科学观，李约瑟提出了他关于世界科技发展的“百川归海”编史学模型：世界各国的传统科学与技术如同“百川归海”，必然会流入西方近代科学的“海洋”。

　　这个编史学模型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特征：1.单一中心主宰的向心结构；2.从外在之“川”流进内在之“海”的单向吸纳结构；3.从多元走向一元、从差异走向统一的单向综合结构。这种编史学综合很类似于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认识论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性综合。它构造的当然是西方科学传统的主体性，而不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主体性。西方视角下的编史学综合，恰恰相当于中国视角下的编史学还原；它仅赋予中国古代科学极其有限的意义，即为西方近代科学的综合提供局部形式与质料。这种还原本身就是西方近代科学的还原论特质在编史学方法论上的必然体现。因此，“百川归海”模型所蕴含的“单主体性”编史学综合必然会牺牲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主体性与独特性。

　　由于洞察到“实证史”作为“单主体性”编史学纲领的根本局限，吴国盛教授基于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的系统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建议用“博物学”编史学纲领来重新理解中国古代科学史，并对新编史学纲领的宗旨、理论可能性、操作可行性等做了初步论证。这是中国科学史家第一次在充分理解与尊重西方科学的主体性与独特性的基础上，试图以“博物学”为中国古代科学赋予主体性意义，通过研究中西博物学的同一与差异，构建中西科学“主体间性”的交互理解机制。

　　然而，中西科学史之间是否只能基于“博物学”来构建一种“弱主体间性”？西方科学有“数、理”基础，中国古代科学同样也发展出了独特的“数、理”观念，并全面渗透在中国的博物学传统中。为什么不能基于“数理+博物”这个更大的知识整体来构建中西科学史的“强主体间性”，从而将中国古代科学理解为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科学、跨文化异质的新科学范式？

　　现象学为“强主体间性”奠基

　　对于科学史家来说，构建上述“强主体间性”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根本困难。

　　一个根本困难，是科学观的突破与扩展。青睐“实证史”纲领的传统科学史家往往持有一种素朴“实在论”的科学观，偏爱从科技史的历史经验与历史事实来回答“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新一代科学史家借助科学哲学反思，摆脱了“实在论”的科学观，走向“观念论”的科学观，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这固然是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但若就此将问题再次封闭在某种唯一、绝对的“定义、观念、哲学”之中，则又会造成问题的再次推延与扭曲，而不是导向问题的澄清与解决。如果最终说来，“定义、观念、哲学”并非来自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而总是来自于对历史经验、历史事实的反思，新科学观就应该进一步抛弃在经验与定义、事实与观念、历史与哲学之间制造截然二分的、更隐蔽的二元论，引入既能超越二元论又能容纳“强主体间性”的新哲学框架，来重新理解与安顿中西科学之间的主体间性。

　　另一个根本困难，是如何找到与上述“强主体间性”的科学观相容的新哲学框架，来重新理解中国古代科学特有的“数、理”传统，激活天—地—人、万物、天人合一、气、阴阳、五行、象、数、理、感应、变化等中国古代科学观念所沉淀的原初经验与理论意义。如果上述“基本观念群”无法在统一的形而上学框架下被重新激活，只能被理解为分类学意义上的描述性概念，那么，“博物学”纲领应该是目前重写中国古代科学通史的最具可操作性的编史学纲领。如果能够统一激活，中国古代通史的编史学变革还将会面临更具挑战性、意义更深远的新局面。

　　于是，中国古代科学通史的编史学变革就与找到上述“强主体间性”的新哲学框架息息相关。幸运的是，近20多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欧陆现象学传统的研究，早已开始为构建上述新哲学框架准备必要的思想资源。在现象学传统中，我们可以将基于“意识”所构想的主体间性对应于“弱主体间性”，将基于本源的“身体”或“存在”所构想的主体间性对应于“强主体间性”。如果说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早期哲学通过西方哲学传统内部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已通过不同方式在思考某种“弱主体间性”，三者的晚期哲学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走向某种“强主体间性”。尤其是从一开始就想摆脱意识现象学的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两者的晚期存在论变革都在试图超越意识与对象、主观与客观、经验与观念、事实（实存）与本质、实在论与观念论等一系列二元论区分，以便从存在论层面彻底摆脱传统二元论框架的形而上学束缚。上述经典现象学家的哲学思考将有可能为中国科学通史的编史学变革提供新的科学观与哲学框架，为构建中西科学传统之间的“强主体间性”奠定新的存在论与认识论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科学通史的编史学变革，任重而道远。与西方科学通史研究相比，变革中的中国古代科学通史研究因其困难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尤其需要中国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的通力合作。科学史家不仅需要落实“博物学”编史学纲领，研究中西科学在博物学层面的联系与区别，而且还需要更系统深入地借鉴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优秀成果，针对中国古代科学探索与实践更加多元化的编史学纲领，为科学哲学家的反思提供坚实的科学史基础。科学哲学家则需要在消化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引入欧陆现象学传统的最新研究成果，推进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现象学科学哲学研究，逐步澄清上述编史学变革所需的新科学观与新哲学框架，激活中国古代科学的“基本观念群”，积极探索在中西科学史之间构建“强主体间性”的理论可能性。经过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的密切合作，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中西科学属于跨文化异质的两种科学范式能够得以证明，并且能够从两者所共同奠基的原初知觉经验及其本源存在论出发，澄清它们如何通过不同种类的反思模型与发生现象学构造机制，最终导向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古代科学通史的研究届时也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14ZDB017）、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现象学视角下的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15XZ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