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源远流长并富有特色，中国教育学却年轻而充满朝气。从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开设教育学课程算起，中国教育学仅有120余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同时学习苏联的教育学，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说。改革开放后，教育学开始恢复重建尝试建构，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基础上尝试开创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

　　筚路蓝缕：中国教育学的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建设中指导地位成为当务之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其一，总结和继承解放区教育经验；其二，批判并清理资产阶级教育学；其三，引进与学习苏联教育学。在结合解放区教育经验与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及“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教育学研究在恢复重建中逐渐步入正轨。教育学的恢复重建中，在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研究成就基础上，积极引入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外国科学研究新成果，教育学者的学术思想与责任心被重新激活和激发，教育学的基础学科从最初的哲学、心理学向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脑科学等拓展，新的教育学交叉学科得以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与实践品格受到重视，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重要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几乎从中国有“教育学”一词开始出现就深入到学者的心目中。在经历了“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学本土化”之后，教育学者对教育学做系统性与整体性反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强化教育学的“自我意识”，被教育学者认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的主要措施。教育学的“自我意识”既要求教育学者在研究中不被外来教育学主宰，还要求教育科学强化对教育学本身的研究和认识，构建教育学的“元学科群”。教育学“自我意识”之所以相对滞后，原因主要是“在教育科学领域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元科学群”，“缺乏对自己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自身结构、发展机制的认真剖析”。以此为契机，对“元教育学”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成为教育学的发展方向。

　　披荆斩棘：教育学建设的成就

　　新中国70年的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做了大规模讨论与争鸣。举凡教育本质、教育起源、人的全面发展、影响人发展的基本因素等，都曾被讨论，一些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如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不仅是教育学的经典命题，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一些问题虽然没有达成共识，却在争鸣中得以深化。如教育以及教育学的本质问题，经历了教育的上层建筑说与经济基础说以及教育学是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实用理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等争鸣后，得以不断深化对教育以及教育学的认识。由于教育本质问题涉及“教育是什么”，回答它必然关涉“教育应当是什么”以及“如何教育”等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要教育还存在，就将延续下去。

　　教育学分支学科在复建中得以充实。教育哲学（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等原有教育学分支学科，得以恢复重建；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教育学分支学科，以及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跨学科的教育学分支学科得以先后新建。教育学分支学科恢复重（新）建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再续前缘，而是为了深化分支学科本身进而深化对教育学的研究。同时，教育哲学的功能也不再限于分析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而是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导向功能，服务于教育学的健康发展。教育哲学如此，教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亦如此。

　　教育学理论得以初步建成。在教育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学者充分发挥研究的主体性。在巩固已有基础上，吸收教育新观念、有机综合合理研究方法，一批新的教育学研究成果得以面世。以往教育学的总论、教学论、德育、体育、课外活动的结构被打破，并呈现分化与深化趋势。同时，教育理论研究者还通过教育实践发展教育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滋养，如“主体教育理论”“生命·实践教育学”以及中小学教师教学理论体系等，都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果，也是教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成就。

　　砥砺前行：开创中国气派的教育学

　　新中国教育学的70年是教育学的学习与尝试、探索与反思的70年。开创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教育学者的学术追求。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需要站在教育学科前沿，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从教育学角度对各种人文思潮做出积极回应，创造出有中国风格并能够与世界教育学界展开对话的教育经典。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首先要处理好中国古典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学的关系问题。开创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绝非离开中国教育传统及其表达方式能够奏效。未来的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扎根中国本土，凝练出中国教育思想的特质，形成中国教育思想的“系谱”，以此作为中国气派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底色，凝聚创造中国教育学的精神动力，建设好中国教育学的精神家园。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要处理好中国教育学与外来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外国教育学在中国教育学理论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需要处理好中国教育学与外来教育学之间的关系，强化对域外尤其是西方教育学知识谱系的研究，探究知识背后的经典教育问题，实现中外教育学关于教育经典问题及其表达的对接。因为，这不仅关涉教育学的本土化，更涉及教育学的中国建设与教育学知识体系的中国表达。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需要处理好教育与人、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最应以人为本的领域却不重视人”的问题，需要中国教育学界能够合理化解。关注这类问题的目的，在于强化教育以及教育学的人本性，实现以“教育服务人民”为内涵的中国教育特色。教育学还需对教育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展开深入研究。教育服务社会是教育应有之义，但是，教育只有在自身本性不变并按照自身逻辑健康发展时，才能够更好担负服务社会的职责，社会要为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创造条件并提供支持。

　　中国气派教育学的开创，还需处理好教育的“道”与“器”之间的关系。人类教育以及教育表达方式与技术变革密切关联在一起，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引起教育形态以及教育表达形式的变化。就发展条件与表现形式看，教育理论是教育学之“道”，技术手段与话语形式是教育学之“器”。当代教育以及教育理论发展，需要处理好教育的“道”与“器”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教育发展的阶段与程度，同时代表着中国气派教育学开创的条件与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开创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需要培养出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学家，建成具有中国教育风格又能与世界教育学界展开对话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学说体系，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教育学经典。它要求教育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教育经典问题，而且要对教育经典问题做出具有典范意义的分析解读、阐释说明，能够提供具有时代感召力的思想、经得起检验的论证过程与结论，能够创造出教育经典，为人类教育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