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国不少学者都在从事敦煌学研究”，“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年逾七旬的英国历史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就是一位讲述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学者，她与中华文化结下了深厚的“中国情缘”。过去三十余载，在任大英图书馆亚非部中国馆馆长期间，她参与保存修复包括汉译《金刚经》在内的近1.4万件敦煌文献手稿和印本。对于这段工作经历，她曾如此描述：“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吴芳思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曾撰写《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秦始皇传：外国人眼中的秦始皇》《中国的魅力：趋之若鹜的西方作家与收藏家》等10余部专著，用细腻而真挚的笔触向读者讲述她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与思考。2023年6月，因对于保护与弘扬敦煌文化、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吴芳思荣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近日，吴芳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她长期守护、整理与修复敦煌典藏的故事，以及她本人对于敦煌文化、丝路精神、中华文明的所思所想。
敦煌文献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在大英图书馆整理、保存并修复敦煌文献，这些敦煌文献的情况如何？
吴芳思：的确，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每日与书籍、文物和藏品为伴，可谓乐在其中。我于1977年开始在大英图书馆工作，当时的西方学者日渐显现出对自1910年以来馆藏于伦敦的敦煌文献的浓厚兴趣。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日本学者前来大英图书馆参观敦煌文献，后来也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参观者陆续到访。
大英图书馆的敦煌文献馆藏数量巨大，共约1.4万件，其中约99%为手稿，只有约1%为印本，例如最为著名的汉译《金刚经》印本。在所有文献当中，约有7000份相当完整的经卷手稿——文字写在纸上，粘连缀合在一起，卷成卷轴——这是中国古代早期“文书”的典型形式；其他7000份为完整性较差的残卷和残片。起初这些文献在大英图书馆的保存状况不佳，我担任亚非部中国馆馆长所做的第一件要事就是筹集充足的资金，以便对这些残卷和残片进行保护。
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敦煌经卷手稿的影印、电子化、编录。我们也发起了相关数字化项目，让这些手稿的图像在网络上得以呈现和延续，使敦煌文化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在来自中国的文物保护人员的协助下，我们使数量庞大的敦煌经卷手稿得以成功编录。这些珍贵的经卷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而言都是极为难得而真实的史料，因此，我们的工作宗旨是尽最大努力使这些经卷的原件得到精心照看、保存与修复，以供各国学者研究使用。此外，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特殊经历让我获得了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
根据记录，敦煌经卷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其诞生可以追溯至公元400年到公元1000年，涵盖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佛教典籍、道教典籍、儒家典籍，以及其他经史子集等。尽管经典的佛经抄本占了很大比例，非佛教和非正典手稿的内容也引起了研究者相当大的兴趣——这些主题展现了历史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妇女俱乐部、纳税申报、销售合同、合约文件、购物清单等……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详细了解当时中国百姓最为真实和鲜活的生活状态，以及中国早期的社会文化。英国汉学家也是我的导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著有一部关于唐代财政管理的书，该书的写作几乎完全基于敦煌文献。这些敦煌文献中还包括一份著名的天文学卷轴，包含唐朝书法家欧阳询书法拓片的小册子、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书法作品等。有关书法作品与那些经过拓印的石碑上的文字相比，十分引人入胜。事实上，我认为近年来新近保存的敦煌文献还未被学界充分利用，还有从许多方面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汉译《金刚经》印本涅槃重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工作经历中，值得一提的是对汉译《金刚经》印本的修复。可否谈谈这部中国古籍独特的文化价值？
吴芳思：作为世界上最早标注有确定日期的印本书籍，来自中国唐代的汉译《金刚经》是目前世界纪年中最古老的印本书籍，也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工艺的代表作品。汉译《金刚经》卷本明确刻有公元868年的日期，这部由中国人印刷的古籍比大约印刷于1455年、有着“最古老印刷书”桂冠之称的欧洲古登堡《圣经》还要年长约600岁。固然一些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印刷典籍也可以追溯到较早时期，但与汉译《金刚经》相比，它们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相形见绌。唐印《金刚经》用精练的语言，记录了佛陀所说的言教，阐述了佛法最核心的思想智慧。
从外观来看，汉译《金刚经》是一部长约5米的卷轴装经典，描绘了僧侣和飞仙簇拥之下的释迦牟尼佛陀讲经的场景。在我看来，它是一件美丽的物品——卷首精美的扉画扣人心弦，印刷工艺也堪称精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展示了中国晚唐时期远远领先于世界的雕版印刷技术。
至今，这部古籍在伦敦已被收藏了一个多世纪，最初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汉译《金刚经》当年最早被发现的故事可谓跌宕起伏。1907年，匈牙利裔考古学家斯坦因于探险途中在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千佛洞的一处石窟里得到此经并携至英国——这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而后这部古籍在伦敦历经了重重磨难，包括二战给英国国家博物馆带来的重创等灾难事件。
起初，英国的修复人员认为这部《金刚经》孱弱而易碎，在听取日本修复专家的建议后，从背面对这一经卷进行了托裱，但这样做却事与愿违，效果不尽如人意。20年前，修复人员最终作出决定，去掉人为后期添加的印本衬底，并对这件世界级瑰宝的原貌进行完全复原。可以说，从1972年至2010年，大英图书馆的修复人员历时近40年的曲折经历，终于使这部《金刚经》汉文印本恢复至近乎最初诞生时的完美状态，这部古籍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也重焕荣光。我的同事、大英博物馆修复部主任马克·伯纳德（Mark Barnard）花了近7年的时间研究这部汉译《金刚经》，也参与了其修复过程。我清楚地记得，在完成这部古籍的修复之后，伯纳德曾激动地说，“这件目前发现的、人类古老的印刷品原件，在揭除了卷面众多的裱补遮蔽之后，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我和伯纳德在合著的《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The Diamond Sutr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Earliest Dated Printed Book）一书中，探寻了汉译《金刚经》颠沛流离的文化史，向读者讲述了发现、转移、收藏这部中国经典古籍的过程和岁月洗礼下的漫长修复历程。可以说，在经历了多舛命运后，如今它迎来了涅槃重生，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幸事。
中华文明带给世界福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馆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以及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其他敦煌文物，都时刻提醒着一种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之殇，也代表着一种中华文明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此您如何看待？
吴芳思：的确，近代史上，大量的中国文书、古物、典籍等流失海外，它们如今在英国伦敦及其他国家城市的存在反映了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悲伤时期，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均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可谓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浩劫。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最近阅读了《国宝流失百年祭》一书，其中详细介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海外的情况。除去一些非武力途径，例如英国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购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大部分如今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对中国文化遗址和古迹进行大肆破坏和损毁，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不正当方式劫走大量珍贵中国文物。众多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从中国各地盗运走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包括敦煌文书、汉代简牍、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陶瓷玉器等。这种历史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同时，我也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的怀抱。
敦煌文物曾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这些文物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珍贵宝藏，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敦煌文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研究，敦煌学成为了一门享誉世界的“国际显学”，这充分说明了敦煌文化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是一种持久性的能够引起人类广泛共鸣的魅力，是敦煌文化和更广泛意义的中华文明带给世界的巨大福音，值得被进一步传承、弘扬与研究。
丝路文明吸引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敦煌是丝绸之路重镇，您如何看待这座城市对于丝路文明的意义？西方学者眼中的丝绸之路是怎样的？
吴芳思：的确，在中国的汉代、唐代等朝代，敦煌都是重要的边陲据点与重镇。可以说，敦煌这座富有历史沉淀感的城市见证了丝路文明的辉煌与繁盛。除了先前提到的那些深藏于敦煌洞窟中的纸质文献，敦煌的文化珍宝还包括木雕、壁画、织锦等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中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壁画艺术价值被无数世人所赞叹。
这些敦煌遗产承载着大量有关古丝绸之路沿线商品贸易、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等的细节，折射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民族交融往来的历史，它们通过古丝绸之路由中国传至欧洲和世界其他更远的地区，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也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西方学者就对丝绸之路这一散发出异域风情与美丽色彩的通道有着极大的兴趣，“丝路那头”似乎是一个神秘而浪漫的存在，戈壁与沙漠里的烽火台令人兴奋与着迷，吸引着世界范围内的无数探寻者。在西方人看来，这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一条考古之路、文化之路。
我著有一本关于中国古丝路文化的书《丝绸之路2000年》，该书出版后，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许多拉美国家畅销，对于来自东方的丝路文化，读者普遍展现出了浓厚兴趣。这部著作重点叙述了亚洲中部地区——从河西走廊到布哈拉绿洲之间两千年间丝绸之路的历史，这一地域范围也正是丝路文明交流、物产交换、商品流通等最频繁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历史上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探险家、艺术家、考古学者考察和记录最为丰富的地区。
此外，我将搜集的古丝绸之路沿线大量旅行者的作品收录于这本书中，试图让古丝绸之路这一主题在学术界和非学术界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了解。自面世以来，《丝绸之路2000年》一书颇受欢迎，是大英图书馆有史以来出版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这充分说明丝路文明对全世界的人们都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它包含着太多的话题、线索与视角——中国碑、楼兰、高昌、唐玄奘、蚕丝、茶叶……在此进行着跨越时空的相逢与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