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张尚未发明以前，古印度人利用贝多罗树叶作为书写材料来记载宗教经典及宫廷文献资料，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犹如我国古代把文字刻写在动物的甲骨或竹简上一样，是在没有纸张的时代所使用的代替品。贝多罗树叶，梵语是Tāla-pattra，Tāla（多罗）是树名，pattra（贝多）是叶的意思，属棕榈科（palm）的一种热带性植物，产地主要在南方，以印度、斯里兰卡、缅甸、中国西南地区为多。其叶长且宽，质地稠密，经加工后可供书写。我们从目前已发现的贝叶上可以得知，刻写在贝叶上的文字不仅限于梵文，还有巴利文、藏文、缅甸文、僧伽罗文、傣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等不同文种的文字。从内容上看，也不仅限于佛教经典，还有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和天文历算文献以及其他宗教经典等。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传入我国的贝叶写本大部分都是用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论著，所以一般习惯上把这样的贝叶写本称之为梵文贝叶经或简称为贝叶经。
梵文贝叶经虽然最早产生于印度，但现今在印度境内基本上不见其踪迹，而在我国西藏却保存有大量的梵文贝叶经写本。这些梵文贝叶经大多是10—13世纪从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传入，有的是藏地高僧大德亲自前往印度等地抄写回来，有的是印度、尼泊尔等国僧侣来藏地弘法携带而来。尤其是11世纪，伊斯兰军入侵印度，对印度佛教进行了大肆摧残，各大佛寺的藏书被付之一炬，许多佛教僧侣为了躲避伊斯兰军追捕，带着珍贵的梵文贝叶经大举北移，到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避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在藏区居住下来，从事译经弘法活动。由于佛教僧人向来把梵文贝叶经看作是法宝，或装藏于塔内、佛像中，或供奉于殿堂加以供养，同时藏区一些较大的寺院历史上都有学习梵文的传统，因此十分看重对贝叶经的保管和保护。另外，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干燥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贝叶经的存放而不易发生霉变腐烂或白蚁虫蛀。得益于这些因缘条件的具足，梵文贝叶经这一人类重要文化遗产才能够在藏区得到妥善保存，流传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西藏各寺院所藏梵文贝叶经的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1959年6月，西藏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成立，集中收集和保护了大量的文物和档案典籍，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得到了及时抢救和保护，其中也包括梵文贝叶经。与此同时，中央又专门组织工作组分赴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对重点文物进行实地调研，其中在夏鲁、萨迦等寺院发现的梵文贝叶经成为重点调研对象。工作组专家仔细翻阅了这些贝叶经，并登记编号，把编好的号码写在小布条上与写本一起捆绑；还有的在写本开头或中间夹有小纸片，用汉、藏文标明此写本的出处、编号、叶数等。由于当时有些寺院保存贝叶经的条件极差，不具备防盗防火的条件，为了妥善保护好这批珍贵的文物，工作组决定将保存条件差的寺院中的贝叶经写本全部运到拉萨保存。夏鲁寺、俄尔寺等处的贝叶经写本大部分交由布达拉宫保存，其他寺院的贝叶经写本被转存至罗布林卡。1961年，为了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央决定将包括原藏于萨迦寺等处的约250多函贝叶经转运到北京，交由北京民族文化宫保存。不久之后由王森先生（1912—1991）着手对这批贝叶经写本进行研究，并编写了简单的目录。根据此目录所示，这批贝叶经共有259函，大概涉及800多部经书，其中大多数是10—13世纪的写本，内容以佛教典籍居多，还包括梵文语法、诗歌、历算、辞典及印度教的各种经典论疏。
1962年，西藏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筹备委员会的授权下，除拉萨和萨迦周边个别大寺外，将其他寺院所拥有的贝叶经写本也陆续集中转存到拉萨。进入21世纪后，西藏自治区政府对梵文贝叶经的保护和研究也加大了力度。特别是2006年，在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专门成立了“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程协调小组”，掀起保护梵文贝叶经的热潮。同年7月22日，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会议”，标志着西藏梵文贝叶经写本保护工作在雪域高原全面展开。
自2006年8月起，协调小组业务人员对于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写本资源进行了全方位、全覆盖的普查登录、整理编目、影印原件及其他一些具体的保护措施实践等工作。为了确保现存梵文贝叶经的安全，避免出现工作中的意外损伤、丢失等现象，编目影印组专家和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及自治区有关规定，根据“保持现状、登门验收、就地整理、编目影印”的原则，始终坚持请原各收藏寺院和单位相关人员一同参与调研复查、整理登录、协助影印等工作。截至2012年9月，在贝叶经保护小组成员六年多的不懈努力下，圆满完成了普查与影印工作，并编出目录，出版了《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一套（共4册）、《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一套（共61册）、《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简目》一册，这些重大成果的取得为西藏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树立了典范，为传承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政府高度重视继承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结束了对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写本的各项保护工作后，为了全方位开展贝叶经写本研究工作，尽快把文献价值转化成学术优势，2013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决定成立“西藏贝叶经研究所”，作为专门从事贝叶经研究的学术机构，这标志着由保护工作向研究工作的迈进，掀开了贝叶经学术研究的新篇章。由研究所主办的《西藏贝叶经研究》杂志（藏、汉文版，年刊），成为国内唯一一家以研究贝叶经为主题的杂志，目前已出版10辑，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一致好评。此外，《宝鬘论》《亲友书》等梵文校勘本也得以完成。
在对梵文贝叶经的研究进程中，1986年于北京成立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也承担了大量工作。藏研中心在1987年成立“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与研究”课题，正式展开贝叶经资料的收集、编目与研究工作。首先，1987年，经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协商并取得同意后，对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所藏的梵文贝叶经写本进行拍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拍摄有9盘缩微胶卷，大概有183函复制品，700多部作品。从1990年开始，藏研中心宗教所桑德研究员对这批梵文贝叶经复制品进行编目工作，经过4年努力完成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收藏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其次，1998年，藏研中心成立“梵文法华经写本及藏汉译文资料研究”课题，聘请蒋忠新研究员为课题负责人，对藏研中心所藏的三个不同的《法华经》梵文写本进行整理研究。至2004年1月，藏研中心首次与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正式签署《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奥地利科学院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总协议》，展开了对西藏梵文贝叶经写本的校勘研究工作，并设立了“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自2005年5月至今，该系列丛书已出版了25卷，德国著名藏学家、莱比锡大学艾利·弗兰克（Eli Franco）教授专门撰写书评指出，这套丛书“对整个印度哲学研究、特别是佛教哲学，有突破性的大变革”，开创了“佛教哲学研究的新纪元”。从2010年开始，藏研中心在加强国际合作研究的同时，开展国内自主研究，设立了“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校勘研究”项目，展开了对《入中论颂》《阿毗达磨集论》《阿毗达磨灯论》《牟尼意庄严论》《四赞颂注释》《普贤行愿赞注》《二偈疏》《阿摩罗词典》等文献的研究。
除西藏贝叶经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外，北京大学也是研究西藏梵文贝叶经的重要机构。前述提到，20世纪60年代从西藏各地寺院中收集来了一大批贝叶经被转运到北京民族文化宫保存。1993年，中央政府决定将这批梵文贝叶经送还给西藏自治区，而在离京之前，民族文化宫将这些贝叶经全部拍摄成黑白照片，其中一套黑白照片交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保管。此后，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致力于对这批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包括《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的对勘与研究》（2011）、《〈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2011）、《〈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2011）、《〈六十如理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2014）等。
梵文贝叶经无疑是我国珍贵的文物，也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在我国不仅得到妥善的保存，且它的价值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延续，现存于汉文、藏文大藏经中由梵文贝叶经翻译过来的经典就是明证。梵文贝叶经在我国不仅流传数量多、时间长、地域广，而且众多汉、藏佛教高僧和研究者前赴后继地参与了梵文贝叶经的传播、翻译和研究，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曾做到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是梵文贝叶经真正的保护者和传播者。众所周知，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而之所以是高难度，主要在于对人才的苛求。梵文是古代印度语言，也是流传至今的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属于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而目前，我国通晓梵文并从事印度古代文明研究的学者寥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有的一些梵文专家学者或已故去或已退休。近年来，虽有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继续从事这项重要事业，但与我们所拥有的规模巨大、数量众多的梵文贝叶经写本相比，现有的人才力量还远远不够。因此，加强梵文人才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培养能够胜任梵文贝叶经写本研究工作的专家是当务之急。
如前所述，梵文贝叶经的内容大多是佛教经论，尤其以密教经典居多，也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古代语言学论典、医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等。这些贝叶经写本，不仅承载着大乘佛教思想，沉积着厚重的印度古代文明，同时还涉及中印文化的相互影响，关涉西藏的佛教史与文化史建构等。所以，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员必须经过刻苦精深的学术训练，具备十分良好的学术素养和相当广博的知识积累才能胜任。除了接受梵语、古藏语等语言学和方法论上的训练之外，还要就贝叶经写本的不同内容进行专门的学习，如学习大乘佛教教理、密教仪轨、佛教史等不同类型的理论知识或掌握一定的印度哲学思想及梵文文学等专业知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梵文贝叶经研究一定能够再创辉煌，使这古老而又独特的文化愈加绽放出勃勃的生机和瑰丽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