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其前身为《抗敌报》）所在的晋察冀边区处于河北、山西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战略地位显要，是抗日战争伊始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抗日模范根据地和统一战线模范区”。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12月11日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在阜平城创刊。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4月4日《抗敌报》改为中共晋察冀区党委的机关报。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晋察冀成立，《抗敌报》改为北方分局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1945年8月报社进驻张家口开始城市办报，1948年6月15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党报通讯工作是深入山沟小道的“引线”

　　《晋察冀日报》社本身具有融合性，它是集报社、出版社、通讯社、广播电台和书店于一体的综合新闻出版机构。报社还具有流动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跟随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式变化和晋察冀根据地的发展变动，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时分时合，时增时减。《晋察冀日报》作为边区有威信的、公开发行的党报，随时随地有节奏地进行抗战动员，发动和领导广大抗日力量从事民族解放斗争。

　　《晋察冀日报》不仅是“纸上事业”，也是“地方上灵活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支点。1938年12月24日，时任《抗敌报》报社主任的邓拓在《论党报与党的工作》中明确提出各级党部和支部要“切实帮助党报建立地方通讯网”，“组织群众的通讯工作”，“普遍建立读报组”，由此通过党报工作这根“引线”，广泛地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将党的工作和整个抗战工作深入到山沟小道每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去。

　　1939年11月19日，《抗敌报》发表《广泛开展边区通讯写作运动》的社论，要求边区的新闻记者和一切文化工作者勇敢地走入斗争的最前线，彻底深入一切武装与非武装的抗日队伍中去参加实际的斗争，并迅速大量地将各方面斗争的英勇姿态与悲壮的事迹有计划地写成通讯反映到全国和全世界去。边区文化运动和文艺运动被视为一种广泛的民众运动，不能单单依靠专业的新闻记者和作家，而是积极发展工农兵通讯员和培养大批工农兵作家，使边区千百万同胞时时刻刻将自己看到、听到和感到的生活和语言写出来，充分反映边区丰富的现实。

　　业余群众也可以胜任通讯员

　　边区通讯写作运动历练了一批专业记者，优秀通讯报道不断涌现。据统计，记者沈重1941年到1942年间发表通讯报道12篇，1943年达到19篇。1941年，他写出了报道《棋盘陀上五壮士》，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楷模。从1943年末开始，晋察冀边区加强对英雄模范的报道，沈重多次“下乡”深入采访，写出了通讯《神枪手李殿冰》。剧作家刘肖芜以该通讯为基础，将整风运动的“典型政治”以“真人真事”的形式予以落实，创作出了风靡一时的新闻报道剧《李殿冰》。

　　党报选拔专业写作能力强、有热情、有组织能力的人来担任通讯写作的统筹工作，短时间内佳作频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建立更广泛的通讯组织，努力吸收每一个爱护革命工作、爱护报纸的人为通讯员，让专业记者鼓励业余通讯员把他们所知道的一点一滴写出来。即便业余通讯员没有能力撰写，也可以采用通讯小组集体口述，专业记者执笔记录、汇总材料，共同完成出色的集体通讯。这样的通讯工作方式，使得一度存在的 “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无法胜任通讯员”的认知得到纠正，实际情况也证明业余通讯员的潜力是无限的。

　　边区通讯写作运动开展过程中，还通过反思和实践逐渐凝练和建立起报纸的新文风，一是简练的、充实的，去掉那些拖拖沓沓、空洞无物的文字；二是严肃的、战斗的，字字要锋芒毕露，去掉那些庸俗的、小俏皮，以及板起脸孔等等；三是用具体的现象，具体的材料来写。忠实、具体，去掉那些千篇一律的、公式的内容；四是有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这些语言文字要适应各阶层的习惯用法；五是至少要提出一个问题，分析它、解决它，没有问题的文章就不要写。

　　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晋察冀日报》的通讯网从1942年冬以来活跃起来，1943年1月份报社收到稿件346件，2月份则增至604件，稿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但邓拓认为，边区通讯工作无论在其通讯组织的广泛性上、新闻通讯的计划性与组织性上、新闻通讯的内容与质量上，都仍远远不足以反映边区的伟大斗争场面。晋察冀边区及其周围敌占区呈现着两幅迥异而突出的、相互对照而愈加鲜明的图画。一幅是边区抗日根据地灿烂而生动、可歌可泣的图画，另一幅是敌占区凶暴荒淫与惨绝人寰交织起来的地狱图画。通讯员们要用可歌可泣的故事、生动的事例，来充实新闻通讯，使报纸成为教育、指导与组织群众的有力工具和对敌斗争的锋利宣传武器。

　　1944年至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处于局部反攻到大反攻的时期。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明确响应“全党办报”的倡议后，《晋察冀日报》认真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发展和指导通讯员，最终形成拥有600多名通讯员的通讯网络。在4月1日至5日的通讯工作会议上，《晋察冀日报》的通讯工作被总结为三个时期：从创刊到1942年，专业记者与非专业记者、通讯员的结合不理想；1942年底，党提出统一宣传与党报地方化方针之后，县以上党委设通讯干事，开始与党的各种工作有了直接联系，但仍只有少数同志写作；1944年2月，分局加强党报工作指示下达之后，通讯工作有了新转变与进步，开始突破狭小的圈子，向广大群众性的方向发展，全党干部在思想上已开始明显转变。

　　邓拓进一步提出要以“典型的、有重点的、有发展过程的、批判的”报道方法来改造通讯工作。他认为，通讯的典型报道应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性。他以《赵羊观的战斗》为例，称赞这是一篇好的战斗通讯，虽然报道完全不涉及战斗的部署、指挥的特点等一切有关军事秘密的东西，但却抓住了战场上最紧张的场面、战士们的英勇行动、群众帮助作战的情形、胜利的战果、俘虏的表现等。他赞赏这样的典型报道既真实地反映斗争场面的伟大，又不暴露任何秘密。

　　通讯工作会议之后，在稿源充足、资料增多的情况下，报纸版面增加并创办了16开本的《晋察冀日报增刊》。1944年每月来稿增至1000—1500件以上，相应地共增加版面25次、50个版；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为止，共出增刊27期。

　　1945年，邓拓结合党的“三大作风”及《解放日报》社论《提高一步》的精神，连续写出《论如何提高一步》《再论如何提高一步》《三论如何提高一步》的社论，于1945年7月13日至15日发表。他在充分肯定边区贯彻“全党办报”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时，尖锐地指出通讯工作中存在“动荡不定、忽高忽低”的弊病：有的一个专区可以没有一个专门负责通讯工作的人；有的中心通讯小组可以长期不开会，不写通讯；有的骨干通讯员可以挂名而不工作；有的工农通讯员可以长期没有人去过问；有的首长可以长期不写稿，也不看稿，对稿件全不负责；有的机关可以发现他自己工作范围内的问题而写不出报道材料。如此等等，说明除了组织变动、人事变动之类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思想上没有真正彻底搞通“全党办报”的重要性，没有发挥“群众办报”的优势。虽然党内宣传干部对于工农通讯员口头上不敢否认和轻视，但思想上难免抱着消极与轻视的观念，甚至存在找几个工农通讯员为点缀的现象。邓拓认为，要改善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只有努力写群众、学群众、教群众，又使群众写、群众办，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与群众密切的联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