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扁壶何以朱书“文令”
2023年08月03日 12: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3日第2705期 作者:朱同州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指出,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初心宗旨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与“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要义。这进一步激励我们结合多学科知识、方法,充分运用典籍文献和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入综合研究,阐释清楚中华早期文明与现代文明传承发展的主要脉络,切实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扁陶壶朱书辨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时,“宅兹中国”展览的一幅图景,令人印象深刻:实物展示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陶壶,背景展现了扁壶上的朱书文字,非常醒目。左侧朱书下脚标注“文”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旁写“一脉相承”,意为扁陶壶上的“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文”一脉相承,这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右侧朱书下脚注:是“尧”?是“邑”?是“唐”?还是……这表明,对于此字有尧、邑、唐等不同识读意见,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众所周知,陶寺遗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发掘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考古成果,其中文字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1986年,高天麟在《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残扁壶的腹壁上有用似毛笔类工具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2001年1月,李健民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首次将扁壶朱书资料公布于世。同年7月,罗琨发表《陶寺陶文考释》,认为两个朱书文字,当读为“昜文”,其中昜同阳,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2002年,高炜在《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记述,扁壶正面(鼓腹一侧)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像,对于此字为“文”字,无明显异议,对于扁壶背面(平面)的文字,则存疑。其中记录了1985年冬,张政烺看到线图和照片后认为,“这个字(扁壶上的‘文’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冯时考察后表明,“陶壶朱书‘文’字写于扁壶正面的右侧,壶的左半残失,而残断处仍留有朱红痕迹,可能左半原也有文字,如此则壶面本应写有‘文□’二字”,相关记载确实反映了“文命”与夏禹具有密切的联系,而陶寺文化扁壶的朱书“文□”,应该正表现了这种联系。

  2002年1月,冯时在《“文邑”考》中,将扁壶朱书文字识读为“文邑”,并据甲骨文、金文中“文邑”与“文夏”资料,考释“文邑”为“夏邑”,并论证“文邑”为夏都。2003年11月,何驽发表《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认为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属于中原,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很大。但扁壶背面的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昜”字有显著区别,与甲骨文最形近的一个是“尧”字,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并与陶寺遗址为尧都互为参证。此后,有学者将其识读为“命”、是(氏)、唐等,还有学者认为朱书是符号而非文字的。

  要之,自陶寺朱书扁陶壶公布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和探讨,目前对陶寺朱书扁陶壶平面文字的识读,主要有昜、邑、尧、命等不同意见,同时形成陶寺遗址为尧都或夏都的不同认识。

  扁陶壶朱书新释 

  上述对于朱书扁陶壶文字的识读主要基于朱书陶文与甲骨文、金文字形的比对,基于“文”字与甲骨文、金文同字构形相像,对“文”字的识读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因此,扁壶朱书陶文与甲骨文、金文属于同一体系文字的判断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妨据此,在前贤时彦研究的基础上,对朱书扁陶壶背面(平面)的文字继续识读,以期推进认识、达成共识。

  通过比对,我们发现,朱书扁陶壶平面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中的“令”字构型更为近似。令的甲骨文和金文主要字例如下所示。

 

  《说文解字》释此字为:“令,发号也。从亼、卪。”可知,此字原由三部分构成,中间一横属于上半部,下半部为象人之形,如字例中下跪之人形。从象形、表意而言,陶寺朱书扁陶壶平面陶文中的一横从属于上部的圆,应为象天之形,用以表示“天”。《甲骨文字诂林》云:“《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一,地也,意天所从口、皆象天圆之形。又衍变为从一者,亦为天之形,与从一之地同谊。”由此可知,扁陶壶平面陶文中的为象天之形的早期形态。古文字演化有一个过程,随着人的观念由天命向人命观念的演变,字形也会随之由受命于天转变为受命于宗庙中的祖先(神主),因而,令有从向从亼演化的过程,、亼象征天和神。在古人观念中,天和神既高于众生又能体察众生意愿,古人认为天命、神命不可违。《甲骨文字诂林》记罗振玉案:“古文令从亼、人,集众人而命令之,故古令与命为一字一谊。”扁陶壶平面朱书文字由象天之形和下跪的人形构成,表示人敬受天命。因此,朱书扁陶壶平面陶文当为“令”字的早期形态。

  古文令与命为同字同义,“文令”后世文献写为“文命”,即禹名。传世文献记禹为黄帝后裔。《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语:“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因治水成功,自视受命于天。古本《竹书纪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由龙哉。”禹受天命治水,以民众为忧的大德为后世广为传颂。西周燹公盨铭刻有:“天令(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西周时人一方面仍崇信禹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强调禹以德治民,以天下为忧。铭文记述天命大禹治理水患,禹因治理有方,划定九州,因地制宜,使民众安居乐业,成为民众之王。李学勤据此认为,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大戴礼记·五帝德》记禹“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阪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从禹“受命于天”“天命禹”“为神主,为民父母”“治天下”这样的关键性表述,可知当时禹的崇高地位是从天命和世功两方面确立的。《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说明,涂山会盟标志着禹成为诸侯之长,具有了天子(王)的身份和地位。因此,陶寺扁陶壶朱书“文令”是夏王国的奠基者禹之原名。

  扁陶壶何以朱书“文令” 

  据上述李健民文章介绍,陶寺朱书文字载体是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Ⅲ区的灰坑H3403。文字是朱书,用似为毛笔类工具写在灰坑中的一件残破的扁壶上,这件扁壶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连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两个朱书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

  田建文在《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中认为,这件扁壶及其所处灰坑的年代都已进入公元前2000年的范围内,这是研究这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的前提。迄今为止,没有见到在扁壶上涂朱的现象,这就决定了这件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和正面、背面写的两个或三个文字与上述礼器是不同性质的两种行为。所谓朱书文字的扁壶,除了与占卜或祭祀类有关外,别无可言。

  然而,据上述信息判断,朱书扁陶壶很可能为丧葬仪式所用器物。这与以下几点密切相关。其一,陶寺朱书扁陶壶为泥制灰陶,制作粗糙,并发现于灰坑中,符合古时丧葬器物简朴和为逝者烧送器物的习俗。其二,扁陶壶朱书文字是以朱砂所写,这与古代随葬器物用朱砂写逝者之名相类。其三,扁陶壶的形制独特,具有特殊寓意。陶寺扁陶壶一面为平面,略有凹处,另一面鼓凸,或象征天地,平面不平象大地,鼓凸圆腹象天圆。陶寺扁陶壶朱书禹名及断缘涂朱,或是为禹特制的丧葬专用器物。在禹的葬仪上,作为一种特殊仪式,为禹烧送器物时,将扁陶壶一并摔破。与此相似,在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以摔碎的陶器作为随葬品的。时至今日,在我国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内蒙古等许多地区的丧葬仪式中,仍保留着殡葬时摔陶罐、瓦盆的习俗。残破边缘涂朱,或为出殡前由专人对禹名予以特殊标识,寓意禹的灵魂将由人王升为神主。旧时,山西人出殡前,有“点主”仪式。即用笔以朱砂在逝者牌位“王”字上加一点,“点主”也叫“成主”,即逝者升为神灵。出殡时,有长子摔陶盆或瓦盆的习俗,即起棺前,长子跪举陶盆至头顶,然后将盆掷地摔破,以破为吉。摔盆者通常为逝者的长子或长孙,意为子承父业。

  如果说这些习俗是远古流传下来的,或许并非空穴来风。长子跪举陶盆的形象,颇似朱书扁陶壶“令”字的原形。如众所知,在中国历史上,文献明确记载子承父业、世袭为王的是禹子启,世袭制也由此成为早期王国确立的标识。夏王朝的基业是禹确立的,而其根基则奠定于尧舜时期。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夏启继承禹业的时间与陶寺文化晚期的时间基本契合。根据陶寺考古发掘报告,陶寺文化晚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如果以文献中尧舜禹相承的谱系而言,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当包括尧舜禹时期及启之早期。《史记》载:禹治水,“行自冀州始”。集解引孔安国曰:冀州,“尧所都也”。《周礼正义》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晋阳,皆在冀州之域。”《周礼正义》载:“禹受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周礼注疏》载子云:“彼三代所都异处,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阳宜松,殷居亳宜柏,周居镐京宜栗。”可知,与尧都所在地相同,平阳也是夏王朝早期都城。陶寺遗址发掘出与王国相契合的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的手工业区等,显示出华夏第一王都的气派。陶寺文化晚期都城衰落,或与夏迁都河南洛阳相关,陶寺地区不再作为王都,因废弃而衰落。此后,宅兹中国的“天下之中”由陶寺转向洛阳。然而,这并不能磨灭陶寺作为华夏第一王都的独特历史地位。

  “文令”承上启下,华夏大地迎来王国文明的曙光。陶寺朱书扁陶壶上的文字是比甲骨文早近800年的成熟文字,今天我们使用的文字即是由此演化而成,其文脉清晰可见,这显示了华夏文明连续不断、绵延强韧的突出特性。这也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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