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始终把问需于民、问策于民、问政于民作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正定，他跑遍了所有村；在宁德，他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遍了绝大部分乡镇；到任浙江后，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在上海仅7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19个区县；到中央工作后，他的足迹已遍及31个省区市”。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将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理论创新，先后发表了《谈谈调查研究》等多篇理论文章，在各种重要的会议上反复阐释调查研究对科学决策的重要性，将调查研究放在关乎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地位，指出“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这些科学论断表明：“求真务实、调查研究”既是民主决策的“传家宝”，也是科学决策的“助力器”，更是依法决策的“安全阀”。这不仅揭示了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的内在规律与运行机理，而且成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的根本遵循与实践指南；既有决策思维的厚度，也体现了决策价值的高度，更凸显了决策方式的效度。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体现了决策思维的厚度
决策思维指决策者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进行的抽象与概括过程，反映了决策者认知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路等，具有系统性、程序性、模块性等特征。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者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与进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决策思维与行动特质。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理论巨著，都是源自他们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深入调查研究与理论升华。故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因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决策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探索中国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在全面深入考察研究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写下的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巨著，也是我们党历史上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伟大道路的决策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发展和创新了我们党以调查研究为核心的决策思维，始终强调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并且指出“调查研究多了，情况了然于胸，才能够找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办法，做出正确决策”。2011年11月16日，他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谈道：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2013年7月23日，他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再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2022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事实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深入、广泛、精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真正体现了“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的决策思维厚度。
“调查研究重问需于民”体现了决策价值的高度
决策价值指决策目标的价值取向与伦理维度，是决策者内在的价值观念、立场、态度在决策过程中的外化体现，直接影响着决策的指导思想与行为选择。公共决策的价值取向是衡量决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决策价值是否公平、合法、合理的重要指标。
西蒙认为决策判断基于价值前提与事实前提，这表明决策价值取向影响并决定着决策的全过程，包括决策问题界定、决策目标确定、决策方案选择和决策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众所周知，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是公共政策的价值追求，也是公共政策获得伦理正当性的前提。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保障人民群众根本权益为决策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决策体系的民主、科学导向，保障决策的价值高度。
“问需于民”，就是要以公共需求调查为各级政府重大决策的前提，通过深入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和把握“民之所需，民之所欲”，精准精确把握公共需求，在公共决策中及时而负责地回应民意，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问策于民”，就是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汇聚民智的重要途径，认真听取各界群众对公共政策的意见建议，尊重群众的利益表达，使人民群众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由被动的政策对象转型为主动的政策活动者，在政民之间形成良性的公共决策沟通机制，推动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政府决策时忽视利益相关者的真实需求，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脱节；避免出现“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决策陷阱；避免群众抱怨“拍脑袋决策”脱离实际，陷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想说爱你不容易”的决策误区。
“调查研究是成事之道”体现了决策方式的效度
决策方式是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综合运用各种资源的方法、工具与途径，重点指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式。决策方式不仅影响着决策过程中信息和知识吸纳的广泛性，也影响着决策的判断标准与时效，更影响着决策的执行力度与有效性。
围绕公共决策方式的选择，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决策工具与模型。决策方式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权威型、精英型、参与型等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与绩效。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一些在企业决策中采用的决策树法、决策矩阵法、多目标决策、德尔菲法、专家会议法、头脑风暴法等现代决策方法也被引入公共决策过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决策方式，最基础的要素还是决策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代表性、真实性、精确性等，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是上述属性得以保障的前提。因此可以说，调查研究是决定公共决策效度的关键。
首先，调查研究是明确决策目标的信息源。决策科学的原理表明，决策目标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在对内部、外部环境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预测所要达到的政策效果。对政策效果的预测，必须要诊断问题是什么，要解决问题的要害在哪里。如果不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把握第一手信息，就很难发现真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这告诫我们决策议题的形成不能坐在房中、悬在空中、挂在口中，而是要行走在基层、扎根到群众、深入到内心，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与政府的决策目标知民之所想、解民之所难、慰民之所情。
其次，调查研究是决策沟通的解锁码。在公共决策中，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有效沟通十分重要，发挥着畅通利益表达、促进利益调和、实现利益分享的关键功能。调查研究就是承载决策沟通功能的解锁码。通过调查研究，可以促进决策主体与对象的意愿交流，实现公共政策的供需衔接。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及时了解群众对公共政策的认知度与认同度，发挥政策监控与政策评估的作用，以便及时发现政策问题，持续修改，提升政策质量。
最后，调查研究是保障决策执行的关键阀。决策执行是实现决策目标的现实途径，也是影响决策效果的关键因素。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决策目标重在“做正确的事”，决策执行重在“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决策效果重在“把事情做正确”。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就是保障“以正确方式做事”的关键阀门。因为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全景式观照影响决策执行的诸多要素，疏通从决策目标转化为决策效果的“肠梗阻”。只有在调查研究中做到深入精细、实事求是，才能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决策执行面临的生态环境与利益博弈，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使决策建立在充足的事实依据之上，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决策执行的规律与机理，健全决策执行的职责体系、行为规范，推进决策执行过程的程序正当、过程透明、流程通畅，确保决策执行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
（作者系四川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