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察看了学校收藏的于阗文书，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西域文书，以于阗出土为主，涉及唐代中后期西域地区的军事制度、赋役、社会生活等各方面。2010年入藏后，主要经历了从简单整理保藏到修复与研究双管齐下的综合性整理，对于探索修复保护技术范式、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地区的出土文献广泛出自石窟、寺庙、墓葬等各类遗址中，其中以吐鲁番盆地、于阗（今和田地区）等地为多。西方探险家在这些地区进行过盗掘，不少出土文献被分割拆解，流散世界各地，其中海外的于阗文书大多流散于俄、英、法、日等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疆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仍有不少文献出土面世。国内所藏于阗文书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发掘所获，新疆博物馆、和田博物馆有部分旧藏。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陆续入藏新疆和田出土的唐代文书。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一批珍贵于阗文书，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具有相关性。初入藏时这批文书粗略统计450余件，语种有汉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根据文书中的纪年信息，年代大多处于唐代中后期（8世纪）。这批珍贵文献是古代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唐代军政体制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的珍贵原始资料。

　　从入藏之初到2022年这12年间，这批于阗文书的整理、保护、研究工作可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入藏、初步整理和综合性整理。

　　入藏与初步整理 

　　入藏前，这批于阗文书仅仅经过简单整理，包括展平、编号、分装、拍照等。文献出土时大多为泥团状，字迹可以看清，但是部分文献出现了纸张死褶、墨迹褪色等二次伤害情况。一部分文献仍然保持了出土时的状态。这批文献最初编号从001号开始，按照三位流水号进行，汉文、于阗文、梵文等文种经过了初步判断，在编号时相对集中，但统一编号并未区分。在保存上，这批文献在初步展平后，原件用复印件夹叠后用插页式塑料文件夹存放。对于有明确出土地的文献，在复印件上进行标注。据统计，有明确出土地的文献基本来自阿克斯比尔和丹丹乌里克两个古城遗址。

　　这批于阗文书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后，工作人员进行了初步整理。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分为三方面。

　　一是对文献病害情况进行初步判断。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制成材料本身的自然老化，以及多次流转等原因，于阗文书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害，如残损、糟朽、絮化、褶皱、粘连、字迹褪色等，大部分处于严重破损状态，几乎不能直接翻阅。2010年博物馆初建两年，根据当时的条件，制定了“保持小环境、改善大环境”的原则，即在无法进行修复、没有合适装具的情况下，先减少对文献本体的翻动，尽量保持入藏前原状，在此基础上进行编号和测量工作。

　　二是按照文物登记方式重新编号。因博物馆藏品类别简单、新增量不大，沿用的文物登记号原则为“三位字母+四位数字”，字母区分藏品的性质、来源、类别，四位数字则是藏品的顺序号。如于阗文书的编号为GXW0001开始，“G”代表“馆藏”，“XW”为“西”和“文”的首字母，代表类别为西域文书。顺序号从0001开始，基本按照入藏时的文书顺序编排，没有打乱或重排。在编号时，将这批文书给出456个文物登记号，即“GXW0001”—“GXW0456”，同时记录每件编号下的残片数量。这种编号原则充分考虑了当时的馆藏情况，并为后续整理研究提供参考，做到每件残片既有记录，又能最大程度保持其相对的完整性、组团性。

　　三是依托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由孟宪实教授带队，邀请荣新江、朱玉麒等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小组，根据收藏者之前拍摄的照片先行对汉文文献展开识读、录文工作。2012年5月，形成了汉文编录文本。在此基础上，2012—2016年间，研究小组产出了一批汉文文献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北京大学段晴教授团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毕波教授、张丽香教授也分别对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文献开展转译和研究。

　　综合性整理 

　　201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开始以项目制带动于阗文书修复及研究工作。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优势，博物馆与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历史学院合作，联合申报了2020年度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西域文献整理、挖掘与抢救性保护”以及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两大项目均获批立项。

　　在工作模式上，项目团队分为本体修复保护组和内容研究组，二者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本体修复保护工作由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文献保护专家张美芳教授带领，由国家图书馆于阗文书修复专家胡玉清操作和指导，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档案保护专业研究生辅助。内容研究工作由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带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共同参与。

　　在工作方法上，修复组根据项目申报时制定并经过专家评审的修复方案，按照原有编号顺序对每件文献残片进行拍照、检测、测量、展平、缀合、封镶等一系列专业修复工作，过程中记录每件文书修复前、中、后的状态及操作过程，形成完备的修复档案。在修复过程中，研究组成员也随时参与，从内容、行文的角度为文书拼接缀合提供参考。在运用传统修复技艺的同时，档案保护技术的应用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除纸张厚度、白度、含水率、酸度的基本数据检测外，还对超过一半的文书做了手持式数码显微镜观测、扫描电镜观测、纤维检测分析、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傅立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分析、拉曼光谱分析等检测，系统认知了文书制成材料物化性能，为文书溯源、修复实践活动提供了充分依据。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已经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全部唐代于阗文书本体的修复、测量、拍照、镶接等工作，在保持出土状态的泥团状文书中，分离出83件新文书，发现了一部分汉文、于阗文、梵文等全新文字，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研究小组在此基础上着手重新修订10年前的旧录文，补充、纠正相当一部分字迹不清、未经缀合的内容，极大推进了内容研究进度，项目实施中期阶段已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10余篇。

　　在编号规则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为保证每一残片编号的唯一性和确定性，修复组和研究组通过纸张质地、书写内容，将大编号下可确定同源的残片分别后缀小编号。如“GXW0236”号文书下有残片4件，根据字迹和纸张判断为一件，但四件残片无法缀合，于是将其分别编为“GXW0236-1”—“GXW0236-4”。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工作是逐步推进的，目前还有部分文书残片虽然完成本体修复，但同源问题的判定还需要进一步纸张检测和内容分析的支撑，这部分残片仍然在一个大编号下，等待进一步细分。对于83件新获文书，其编号从“GXW2001”开始，以示区别。截至目前，于阗文书大编号540组、小编号660组，随着工作进展还将进一步扩充。

　　与以往阶段的整理相比，2019年后的于阗文书整理工作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修复工作贯彻落实了对文物实施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的精神，遵循了科学严谨的原则，将传统技术方法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的同时开创了一些新的修复手段和方法，不但使中国人民大学于阗文书得到保护性修复和长久性保存，也为国内外其他收藏单位提供了指导和示范。依托扎实有效的修复工作，于阗文书研究工作也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成果，对研究中原王朝边疆治理、古丝绸之路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等重大历史问题具有推动性贡献。

　　二是于阗文书的整个修复和研究过程中，立足高校自身学科和资源优势，档案保护修复、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个优势学科协同攻关、交叉融合，在进行文物修复工作的同时，还注重学术成果转化、修复人才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充分发挥了高校的学科和人才优势。

　　三是于阗文书的修复与研究成为相关学科教学实践和学生培养的第二课堂，为馆院合作、协同育人探索出一条具有借鉴价值的路径。三年来，近30位本硕博各层次学生全程参与修复过程，不但有助于科研水平提升，也为其工作就业增加了宝贵实践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唐代于阗文书保护修复项目使珍贵历史文物得到了科学保护和综合利用，这一过程中将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将文物资源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贯彻落实了党和国家关于文物保护利用的政策精神，探索出一条高校博物馆文物保护利用的全新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