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脱颖而出，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实践出现的重大变化，以及从不同思想理论对世界经济变革的理解中汲取多维营养。在探索政治与经济相互关联的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一系列新的国际现象提供了更多维度的解释，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期“学术圆桌”，围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问题展开学理探讨，旨在探索融汇中西方有益知识系统的迭代创新方式。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
◇王正毅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深化历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回应了国际关系现实出现的重大变革，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一次大的理论论战，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现实变革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使得美国霸权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国际体系受到了挑战。相应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得以兴起。围绕着“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70—80年代都加入到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退以及世界经济变革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重大议题的研究，不仅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开放经济政治学”与理性主义的深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稳定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将研究转向国内政治，他们围绕着“利益和制度”“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通过强化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美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分析框架，努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理性主义的深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向性研究议题之中。
第一，国内政治与国家利益偏好。与20世纪70—80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单一的”国家的假设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拓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发生了两个方向性的转变：一是将国家理解为汇聚国内行为体（个人、行业或者利益集团）利益偏好的制度框架；二是讨论经济全球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制度调整。
第二，经济发展不平等。20世纪70—80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将经济发展不平等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构（核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并认为“不等价交换”是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昔日“边缘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新兴经济体”，产生了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是否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二是民主化和国内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三，地区主义比较。20世纪60—70年代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与此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亚洲区域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一是为什么国家竞相在地区层面上合作？二是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地区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地区主义是全球化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第四，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在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研究国际制度，但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国际合作是否仍然可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引入，国际制度的设计成为首要议题。与此相关联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国际谈判中，如何通过国际制度设计来满足成员国的目标。另一类是国际合作的分配问题，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合作受益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结果。
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势
在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中，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既关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设定，也触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第一，在研究议题上呼吁宏观大问题的回归。重拾认知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观念、文化和知识在利益认知和制度构建中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学派内部的学术争论上，特别是对“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的“问题导向型”的批评上。这种趋势既体现在老一代学者诸如罗伯特·基欧汉、彼德·卡赞斯坦等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中，也体现在新一代学者所从事的具体研究议程中。这种对观念和文化的强调，其实是再次强调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性。
第二，在理论范式上趋向折中主义。重提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强调理论的目的性，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美国学术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和反思中，也体现在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复兴上。“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中性的，因而主张寻求因果关系并从经验上进行证实或证伪。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假设不同，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英国学派都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所以，理论不是简单地理解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而是要揭示那些自称是客观的分析判断究竟反映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元主义。重新评估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作用，强调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并举，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坚持批判理论的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也体现在新一代“英国学派”的研究中。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反对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倡导对单个事件要根据不同的哲学前提和假设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建构。英国学派则更强调通过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路径，对系统性的变迁或社会发展进行研究。
总之，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国际关系出现了新一轮的理论论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折中主义、中间路线甚至实用主义应运而生，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进程。唯有相互交流、借鉴，才能真正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找回国际政治”
◇田野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找回国际政治”，在国际权力、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这些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洞见，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权力理论。国际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范畴。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就将国际权力分配作为自变量，将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作为因变量。
在国际权力的关系性界定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开拓者苏珊·斯特兰奇走在了时代前列。她将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但由于缺少操作化定义，斯特兰奇的上述概念长期“叫好不叫座”。随着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反思，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取得了新的进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其情境的多样化丰富了国际权力的形式，例如，货币权力、市场权力、评级权力等。通过运用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中比较成熟的测量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跨国经济网络所孕育或提供介质的国际权力，比如国家在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中获得的结构性权力。随着全球或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在生产网络中拥有更密集连线的中心节点将会以结构为介质间接作用于特定行为体的方式来达成改变其行为的目标。在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基于相关数据考察国家在全球或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不但可以说明特定国家国际权力的来源，而且可以显示全球或区域格局的基本特征。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制度理论。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聚焦于国际制度，从而弥补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这一缺失。就此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型，这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突出贡献。
在基欧汉的引领下，新自由制度主义基于信息的视角论证了国际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上的作用，但忽略了政治生活中更为核心的分配问题。斯蒂芬·克拉斯纳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强调国家间权力分配影响了国际制度的产生和性质，进而影响了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报偿。
在任何政治体系中，权力分配都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国际制度也不例外，它为某些国家设置了特权而将另一些国家置于服从的地位，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制度的研究对此已给予了充分的展示。这种“权力差距”甚至在一国加入国际制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在国家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获利者在失利者不合作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通过国际制度的创设实现相比于其初始状态更多的报偿，而失利者如果不加入国际制度将会导致相比于其初始状态更少的报偿，从而使失利者不得不卷入这一国际制度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研究发现有利于显示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
基于国际制度的分配效应，大国可将国际制度作为其战略竞争的工具，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舞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都以国际制度竞争作为研究对象。竞争性多边主义是国家在对现有多边制度不满意的情况下，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多边制度或建立新多边制度的决策。现实制度主义提出国际制度竞争既是制度主导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也是主导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竞争，还是国际制度本身结构合理性的竞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秩序理论。与变动不居的国际权力和层出不穷的国际制度相比，国际秩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往往在其危机与转型时期才会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集中关注。在危机与转型发生之前，只有少许学者能够透视国际秩序这个更为宏观的大问题，罗伯特·考克斯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考克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阐述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历史集团、国家形式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世界秩序的结构由国家和生产的形式所决定，但世界秩序确立后反过来会为某种国家和生产形式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考克斯的“批判理论”与主导性的世界秩序保持距离并追问这一秩序从何而来，显然与开放经济政治学这种将现有秩序视为给定的“问题解决理论”大异其趣。不过，面对主导当今世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刻危机，开放经济政治学也并非无动于衷。曾为开放经济政治学奠基的罗纳德·罗戈夫斯基近期就提出，从全球化的分配效应入手来研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
鉴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在当下集中表现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剖析这场危机的根源上具有显著的学科优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充裕要素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获利者，稀缺要素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失利者。在发达国家，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的高科技产业及金融资本和高技能工人支持自由贸易和欢迎移民，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的低技能工人支持贸易保护和反对移民。由于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制造业带、远离中心城区的郊区和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选民就会在选举中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从而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上述研究揭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持与动荡的微观机制。
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相对于被视为“高政治”的国际安全问题，被视为“低政治”的国际经济问题更晚被纳入国际关系的学科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只能接受基于国际安全研究确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在国际权力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尔兹式的“权力即实力”窠臼，为国际权力的关系性提供了不同情境中的类型化以及相应的实证基础。在国际制度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探讨国际制度中的信息和权力分配与国际制度间的竞争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现实支撑。在国际秩序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安排及其后果提供了逻辑论证和经验检验。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的发展历程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可以分为“融入国际政治”“偏离国际政治”“找回国际政治”三个阶段。“融入国际政治”的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聚焦国际体系的权力、制度和秩序等宏观问题，而“偏离国际政治”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微观基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权力、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上的研究进展表明，“找回国际政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兼具两者之长，即在微观基础上探索宏观问题。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如在微观和宏观相互作用的探索上取得更多进展，将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的新扩展
◇徐秀军
如今，世界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的新的历史时代，国际实践随之呈现诸多新的变化与特征，影响和制约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互动关系的新因素不断涌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机遇。
国际体系的新变局：理论话语的多元化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要比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形成时的两极格局以及冷战结束初期的“一超多强”格局复杂得多。作为百年变局的关键变量之一，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国际力量对比呈现新的特征。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使世界市场面临新一轮重构。这些变化不仅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基础，还推动了国际市场体系运行模式、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模式的多元化。过去数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成为世界市场中的主角，世界市场的中心—边缘结构深刻变化，甚至在一些领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使得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理念、西方视角、西方实践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日渐式微，越来越难以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提供合理解释。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和国际互动实践的过程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更加广泛的全球视角来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话语的多元化。尤其是中国理念的融入和中国经验的阐释将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增长点和理论创新点。
核心问题的新探索：国家与市场互动的网络化
从国家与市场互动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现象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探索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逻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任务。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便构成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过去数百年来，人们看到的是，主权国家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能够强化主导国家的权力，两者也逐步形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但是，面对发达国家频繁推出的脱钩、断供、制裁等乱象，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在考察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时对两者过于褊狭的定位越来越脱离当今世界的现实，因为国家与市场的双向互动已朝着更加复杂的网络化方向发展。
从内向维度来看，国家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特征更加明显，并且不同主体发挥的作用也更加均衡。在国家层面，拥有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的国家逐步走在国际经济博弈的前沿，并决定了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拥有相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的国家，其对外经济政策和活动也往往因其国内政治思潮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在市场层面，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形成，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发达经济体越来越难以实现对世界市场的主导和控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个新的现象是，那些拥有关键初级产品和中间品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拥有的发言权显著提升。这反映了在各国相互制约的复杂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家与市场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关系。
从外向维度来看，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也日渐超出政治与经济范畴，基于泛化的安全考量日益嵌入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与活动。近年来，在很多议题领域，一些西方大国将国际经济关系作为谋取自身利益和迫使他国承担更多义务的工具，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安全化和武器化，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正常的互动关系遭受严重阻碍和干扰，国际协调与合作举步维艰，经济全球化出现了碎片化、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同时，主权原则与市场原则的矛盾与对立日益加剧，并在全球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竞合关系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泛化的国家安全利益驱动下，国家与市场互动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形成了国际国内层面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各因素错综复杂的联系。
议题领域的新拓展：国际经济与政治的数字化
近年来，以新兴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带领人类社会步入数字时代，并深刻改变了国家政治与经济的组织形式，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塑，也对全球竞争格局演进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为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模式提供了全新的场景，更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实践条件和基础。
从经济维度看，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大大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领域。尤其是在全球数字产业、数字贸易、数字货币金融和数字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国家与市场的互动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一方面，传统议题领域加速推进数字化，既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创造了新的发展动力，也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数据本身已成为一种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优化配置的要素，并将深刻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对象和途径。
从政治维度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国内社会主体的政治空间，扩大了普通公民和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并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与活动产生了更加直接、快捷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传播，大幅提升了个人、阶层、群体的权利意识。在此背景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迅速蔓延，并与贸易、金融、产业等各领域的保护主义交织融合，引发了世界市场的摩擦、争端乃至混乱。另一方面，网络政治的兴起使任何主体的政治表达更为直接和平等，改变了国家决策模式，也弱化了政府决定对外事务的权力，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际层面，借助网络平台的传播，很多经济领域的问题逐步演化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争论，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被各种形式的政治化所裹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
总之，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内容和途径，也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互动的基本逻辑。因此，理解数字时代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必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增长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研究”（21ZDA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