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伴随着各种动荡和曲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人员、货物流动受到了极大冲击，一些人对全球化能否持续下去产生了分歧，出现了类似“去全球化”“慢球化”一类的表述。7月21日，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艾莎贝·洛茨（Elsabe Loots）于“对话”网发文，分析了全球化的演变历程。围绕当前的全球化发展进程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全球化发展历程

　　世界经济论坛将此前的全球化历程分为四波浪潮。第一波始于19世纪后期，于1914年结束。彼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交通和通信技术得到极大改善。第二波以1945年为起点，于1989年结束。第三波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兴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世界迎来了第四波全球化浪潮。目前，人们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这样两个问题：现在世界是否正在经历第四波全球化的退潮？各国是否准备好迎接第五波全球化的来临？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第一波全球化的回落期与当前世界局势具有相似性，但这些相似之处是否意味着全球化退潮，当今世界是否正在经历“去全球化”或“慢球化”，目前来看，各种观点都缺乏足够的证据。

　　洛茨认为，1914—1945年，全球化的回落主要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其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1918—1920年西班牙流感，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以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这一时期全球化退潮的表现特征是地方保护主义高涨、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增加以及国际贸易普遍收缩。洛茨表示，当前的全球背景与以上时期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当前世界仍在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和粮食短缺，同时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影响全球价值链；各种消费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给总体价格水平带来压力；全球通货膨胀持续，美国、欧洲多国通胀率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地缘政治挑战进一步加剧，导致贸易伙伴关系和地区主义的潜在变化。

　　迎接第五次全球化浪潮

　　洛茨表示，“去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变少，其特点是更强势的民族国家、本地化的解决方案、更严格的边境管制。此外，近期还出现了一种“慢球化”的说法，指的是通过贸易、金融和其他要素的流动来持续整合全球经济的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全球化的相关数据表明，即使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前，全球化的减速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2008年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结束时，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总量的31%，创历史新高。2011—2019年，这一数据缓慢降至全球GDP的28%，并在疫情到来后进一步降至26%。第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这一数据在2016年达到2万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呈下降趋势，在2019年降至1.48万亿美元。到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还低了20%。第三，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百分比。该百分比在2007年达到5.3%的峰值后不断回落，在2015年和2016年时仅为3.5%，2019年下降到1.7%，2020年下降到1.4%。第四，跨国企业数量。200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的跨国企业数量为8万多家，2017年该数字下降到约6万家。第五，世界私人资本流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参与调查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动达到4140亿美元，随后呈下降趋势，2019年跌至2290亿美元。

　　当前，有关全球化发展态势存在诸多争议。例如，各国是否会像全球化第一波浪潮之后那样退出全球化；近年来的全球化放缓态势到底是“去全球化”的前奏，还是因世界经济从疫情中缓慢复苏而呈现的“慢球化”现象。洛茨表示，第一波全球化退潮的教训使世界各国意识到，盲目地与他国公司签订合同和协议可能会存在问题，需要谨慎地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虽然由此导致了保护主义和内向型政策的蔓延，但这与彻底的“去全球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当前，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供应链的区域化和碎片化，这将致使全球化进程中的“去全球化”和“慢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一系列全球外部冲击，需要人们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全面思考、重新定位和改革，从而引领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

　　调整政策以提高韧性

　　英国《卫报》4月份刊文称，“去全球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是一件好事，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全球性方案，各国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开始寻求合作。但目前全球能源价格高企，将货物运往其他国家的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到来之前，各国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人们对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和不平等加剧感到不满，会引发对全球化的逆反情绪。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访问学者锡南·乌尔根（Sinan ?譈lgen）表示，面对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构建全球化框架，同时保证促进全球化增长的核心动力始终存在。各国需要花大力气对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的相关机构进行改革，不仅要减轻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积极增强其正面外部性。目前，有的国家已经提出了重新连接全球化的各种建议，然而，这些合理的要求与全球化改革的现实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快速发展。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尼·马金（Tony Maki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贸易壁垒的放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商品贸易。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7.7%，比2001年增长了近4倍。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势头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中断是短暂的，2021年中国出口额飙升，远高于2008年前的峰值。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全球化的拥抱使其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马金表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伙伴之间“一荣俱荣”，全球经济放缓减少了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经济增长放缓又反过来使中国对进口的需求减少，进而降低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重新平衡经济的政策。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处于合理均衡区间，这表明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时更加注重内需驱动。这将对贸易和商品价格产生溢出效应，进而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内需驱动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好地应对“去全球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