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生物科技在改善人类健康及生存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生物恐怖主义、生物武器扩散、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等也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生物武器，坚决反对生物恐怖主义与生物武器扩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梳理生物武器的发展与演变，有助于完善我国应对人、动植物疫情的全面保障体系。

　　历史上诸多战争因瘟疫而改变

　　纵观人类战争史，当传染病伴随着军事行动发生时，给军队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在很多时候大大超过武器杀伤力所带来的战斗减员，从而导致整个战争格局的加速转变。这不禁让人发出感慨：历史因战争而改变，战争因瘟疫而改变。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早使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汉匈之战。汉武帝《轮台诏》中如此记述：“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匈奴人送给汉军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即感染了传染病）的战马。汉代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来后，年仅24岁就病逝，其病因始终不解。《汉书》记载：“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这不能不让人推测：霍去病及其所率军队可能食用过被感染上瘟疫的水源或其他食物。

　　世界军事史上因疫情流行而加速战争格局改变的案例也不乏其数。雅典大瘟疫导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利；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缩短了罗马帝国衰落的进程；1763年抵抗殖民侵略的两名印第安首领收到英军送来的“讲和礼物”毛毯和手帕，毫无戒备的印第安人在接受礼物之后不久陆续感染天花病毒，战斗力大大减弱。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历史上这些极强的传染病已逐渐被人类所认识、掌握和控制。

　　国家赞助下的生物武器研发

　　20世纪以前，生物学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方式主要是自然形成的，已经流行的疾病通过自然或人为的方式传染给敌方以削弱其力量。19世纪后期，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细菌学说方面的贡献为生物武器由实验室研制细菌等生物战剂用于战争奠定了科学基础。生物战剂具有致病性强、杀伤力大、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成本低廉、使用方法简单、不易被侦察、难防护等特点，一度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杀手锏。

　　生物武器研制计划自20世纪20年代法国开其端，日本继其后，英国、美国、苏联接其踵，各国都曾经有组织地投资加以研发，曾希望以生物武器赢得战争。法国作战部1921年宣布开始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巴斯德给法国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微生物研究机构。但是由于法国生物武器研制的领导者对制造病菌云团的信心不足，导致1927年至1934年法国生物武器研制似乎有所停滞。1941年英国与美国、加拿大合作研发生产炭疽弹，并且于1942年至1943年在格林亚德岛进行了炭疽弹的实地试验。后来英国由于陷入战争开支带来的巨大压力，无力继续承担生物武器的研制。20世纪60年代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步伐加快，越南战争的升级使美国军方对武器研发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1932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的防疫研究室，是日本第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机构。为了进行人体细菌试验，该机构随后迁往中国东北，并组建成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731部队。

　　诸因素制约生物武器的使用

　　二战时期主要军事大国都储备了生化武器，但是各国也都克制使用。自一战结束后化学武器使用减少与生物武器很少使用，一直是军事史上的未解之谜。

　　1. 国际条约的规制。禁止使用有毒武器是古老的国际惯例之一。1675年颁布的《斯特拉斯堡协定》是第一项限制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协定，对毒药子弹的使用作了明确限制。1874年签订的《布鲁塞尔公约》禁止使用毒药或毒兵器，并禁止使用会造成无谓伤害的武器、射弹或物质。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都提出了禁止使用毒兵器、“窒息性或有害气体”。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全名是《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正式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作为国际法公认的准则确定下来。1975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明确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取得和保有生物与毒素武器以及设计投送生物战剂工具。

　　2.技术自身及使用后果的局限。生物武器的使用很容易殃及攻击方，自身防护问题一直是各国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最大制约瓶颈。科学家们对防护面罩、防护疫苗能否提供完全的自我保护以及防护疫苗引发的副作用与后遗症等问题都信心不足。关于载投工具是否会影响生物战剂的杀伤力，譬如，高空投射细菌弹头的时候，细菌云团一经释放便随气流飘散，高空投射带来的冲击力、上升气流与地形变化使得最后到底有多少剂量的细菌能够发挥预期作用等这些技术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

　　3. 政府及军队高层的担忧。出于对生物武器自身的使用技术及担忧使用后果的局限，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军事将领也对生物武器的使用有所忌惮。尽管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同意了美国生物武器研制计划，但是他并不提倡使用，同时也公开声明美国不会首先使用。法国里昂·福克斯少将就曾明确指出，无法逾越的实际的技术困难将使生物媒介无法作为有效的战争武器而被使用。

　　4. 科学家与公众的呼吁。生物武器带来的不仅是战场杀伤力，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政治与伦理风险，科学家与公众一直反对生物武器的研制与使用。而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基因武器可能成为杀伤力巨大的“生物原子弹”，如果用于实战，将为人类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德国著名生物学家冯·阿肯在德国“生物武器在21世纪”大会期间发出警告说，生物和基因技术的高度发展隐藏着一定危险，必须严格禁止用于武器制造。

　　总之，国际条约的规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及公众的担忧，生物武器技术自身的局限，政治与伦理的风险等诸多因素制约着生物武器的研制与使用。我们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生物科技的滥用和误用，尽最大可能消除社会风险因素和潜在不良后果。生物科技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