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系国民经济的命脉，其开发利用涉及产业链上诸多产业节点，同时面临着复杂的外部冲击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艰巨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因此，锻铸能源产业链韧性，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有助于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塑造绿色发展新动能与新优势，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锻铸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必要性

　　当前，全球能源危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与国内“双碳”目标任务相互交织，统筹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转型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产业链稳定运行存在较大压力，同时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伴随着全球产业竞争迈向“链时代”和部分国家“脱钩断链”风险，提升产业链韧性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能源产业链韧性是指能源体系受到冲击后防止各环节出现断裂或断裂后迅速实现自我恢复的能力，其核心在于技术突破能力、市场与政策保障能力，涉及能源产业多样化发展、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稳步实现清洁低碳转型等方面。

　　由于我国经济已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厘清国际国内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形势，对于锻铸我国能源产业链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方面，2022年8月美国通过的《降低通胀法案》所涉及的绿色技术条款与既有的全球贸易协定存在一定的冲突，可能加剧全球新能源补贴竞争。加之国际上出现了能源价格攀升、强化本国能源控制、谋划出台碳关税、限制外资进行能源并购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与主要国家或地区能源资源“脱钩断链”的风险。国内方面，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仍存在“大而不强”、关键环节技术更迭缓慢、核心零部件缺乏国际竞争力、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等短板和不足，且短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与艰巨的“双碳”目标任务相互交织，使得在大变局下保障能源安全与清洁低碳转型面临严峻挑战，增强能源产业链韧性的迫切性日益加剧。可见，在绿色发展导向下，我国锻铸能源产业链韧性需从新能源发电技术成本突破性与化石能源可替代性两个方面入手。

　　锻铸能源产业链韧性的现实制约

　　第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面临外部冲击的不确定性与短期内清洁能源技术突破的局限性并存的挑战。作为除煤炭外的重要化石能源，2022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73.4%和41.8%，易受外部环境冲击影响。根据全球能源研究所第六版《国际能源安全风险指数》，我国位居第8位，能源安全风险仍较高。短期来看，我国在煤炭清洁利用、储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方面的技术突破难度较大，同时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障碍。此外，我国风能、太阳能主要集中在西北等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而东部地区对绿色电力的消费需求较为集中，引致供需错位和运输效率损失的现实矛盾突出。

　　第二，新能源产业项目风险高、金融属性强，如投资沉没成本大、存在产能过剩风险，且较为依赖金融支持。新能源项目建设与实施周期通常较长，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产业政策的出台实施可能导致产业竞争、企业生存环境日趋复杂。同时，新能源发电技术水平提升的内生动力不足、成本下降幅度偏小，难以与清洁低碳转型需求完全匹配。截至2022年底，民营企业在我国新能源在营企业中占比高达96.46%，而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在较大程度上制约新能源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这一系列挑战都对提升产业政策稳健性和有效性提出更高要求。

　　第三，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进程中面临复杂的利益平衡与民生保障诉求。能源供需稳定与清洁低碳转型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支撑，关乎国计民生，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形式能源产业链上诸多产业节点的从业人员、企业和融资市场。由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环境保护之间难免存在短期利益冲突，能源产业链运行的不同节点更倾向于采取不同的转型策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进程。

　　多措并举锻铸能源产业链韧性

　　统筹能源安全保障与绿色转型发展的双重目标，重在形成一个具有强大韧性的能源系统，能够提前感知风险且迅速响应、在遭受冲击后灵活处置、在冲击结束后快速恢复和适应未来不确定性冲击等。我国在锻铸能源产业链韧性的进程中，需秉承“循序渐进，先立后破”的原则，坚持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统一，确保能源供给端、生产端、技术端、传输端、储能端、定价端、消费端等产业节点保持对接畅通。一是着力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为目标，促进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减小能源需求与污染排放压力。二是推进化石能源减量化与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协同实现化石能源结构转型、新能源发电与消费比重提升，在稳定绿色能源供给、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的同时，逐步实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三是推进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的优化组合，通过加大储能和特高压技术研发应用，破解新能源发电不稳定、区域间资源分布不均与传输效率不高等问题。

　　能源市场建设方面，以激发节能减排主体潜力为抓手，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全面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建设形成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构建和实施多维度、合理化的上网电价、输配电定价和系统成本疏导机制，同时加强对电煤市场的监测预警，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完善煤电价格传导机制。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绿色证书交易、碳市场交易等制度安排，充分发挥用能权交易、排污权交易、征收环境保护税等市场型政策工具对节能减排降碳的促进作用，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减少传统能源需求，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能源“卡脖子”技术突破方面，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能源互联网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加快实现“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的深度融合，推动智慧能源的建设和运用。以国际能源技术合作、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破解新能源发展中核心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重点聚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芯片技术、氢能技术、抽水储能技术、电化学储能技术等的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构建随机性、波动性的新能源发电并网和电动汽车、分布式发电设备大规模接入等应用场景，进而实现能源高效利用、低碳减排和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升的多维协同发展目标。

　　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方面，统筹把握各类政策对减污和降碳的协同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绿色采购、清洁能源发展基金、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清洁能源发展领域的放大效应。灵活运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全方位推动清洁能源项目及产业发展，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做好充换电站（桩）补贴政策的动态调整。同时，加强各类支持政策效果评估与调整优化，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政策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评估及对策研究”（23&ZD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