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刘秀为何选择在鄗（治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北）登基？这是一个千古之谜。据《后汉书》记载，刘秀在鄗登基之前，诸将曾多次劝说他登基称帝，皆被其拒绝。为何到了鄗，刘秀却决定于此登基呢？相比于鄗，之前已收复的几座城市都比较适合登基，如邯郸、蓟（治今北京市广安门一带）等。邯郸在战国时期即为赵国的国都，在西汉时期又一直是汉王朝所封赵国的都城。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城市建设来看，邯郸都比鄗更适合作为登基之地。再如蓟，刘秀军曾将其作为大本营。刘秀在鄗登基之前，其部将马武曾劝谏他返蓟登基，但他并未听从。那么，登基如此重大之事，刘秀为何会选择在名不见经传的鄗举行呢？
“鄗”或许与“镐”有关
刘秀之所以选择鄗作为登基之地，或许与周武王有关。周武王登基于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诗经·文王有声》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史记》中亦有“武王都镐”的记载，可知镐为周武王登基之地。周武王亦被称为“镐池君”。“镐”，音hao，与“鄗”同音。在汉代的文献中，“镐”经常与“鄗”相混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曰：“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苏舆注曰：“鄗，与镐同。”此外，荀悦在《前汉纪》中曰：“丰鄗之间，号曰土膏。”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曰：“戎败我骊，遂亡丰鄗。”《后汉书·冯衍列传》中曰：“西顾丰鄗，周秦之丘。”以上文献中的“鄗”，皆为“镐”。可知在汉代，经常将“镐”与“鄗”相混同。
刘秀崇敬周武王，在与武王定都之地“镐”同音甚至混同的“鄗”登基，显然比其他城市更具神圣和象征意义。刘秀在鄗登基后，建元为“建武”，即蕴含着要“建武王基业”之意。刘秀驾崩后，汉明帝及群臣为其厘定的谥号为“光武帝”，其实就是“光大武王帝业”之意。
“大汉继周”观念的影响
刘秀之所以崇敬周武王，与“大汉继周”观念有密切关系。西汉刘向在《说苑》中曰：“今汉继周”；《春秋演孔图》中亦曰：“卯金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多次提及：“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今大汉继周”。可知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汉王朝为继统于周。这种观念深刻影响着刘秀，他对周武王非常崇敬，在其心目中，打败王莽、复兴汉室，其实与武王伐纣性质相同。诸将亦将刘秀比拟于周武王。同舍生强华献上《赤伏符》后，诸将奉劝刘秀登基，其中提到：“周之白鱼，曷足比焉？”周之白鱼，指的是周武王伐纣时，白鱼跳入其船中。此事记载于《史记》中：“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白鱼入舟成为周武王的受命之符。诸将认为，刘秀得《赤伏符》，与周武王得白鱼一样，皆是得到了上天的承认，为受命于天的新王。
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取天下的合法性问题，是先秦以来一直争论的重要话题。先秦时，儒家、墨家对汤武持支持态度，但法家、道家则持反对态度。汉代时，刘邦和刘秀皆以武力取天下，与汤武性质相同，所以汤武取天下的合法性问题，与汉王朝的合法性息息相关。汤武究竟是弑君还是受命，在汉景帝时期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以黄生为代表的黄老学派认为汤武为弑君；而以辕固生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汤武乃受天之命诛除暴君，为合法正义之举。东汉初期，汤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论证的重点。班彪著有《王命论》，正式将汤武伐桀纣定义为“革命”，认为汤武取天下为“应天”，即得到了天命，所以合理合法；刘邦为尧的后代，拥有天命，所以取天下也合理合法，刘秀亦然。班彪之子班固在其父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光武帝取天下的合法性，认为光武帝取天下与汤武革命相同，皆是顺天应民、讨伐不义。王充肯定了汤武取天下的合法性，认为汉王朝比汤武更胜一筹。汉高祖和光武帝是白手起家，没有尺寸之地，无祖先积累的基业，他们得天下要比汤武更艰难。而且，汉高祖并非秦朝的臣子，光武帝亦不仕于王莽，两者取天下比汤武更具合法性。整个东汉时期，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汉王朝与汤武革命之间的论证，特别是将刘秀与周武王相联系。
因此，根植于“大汉继周”观念之下，刘秀以周武王为榜样，将与“镐”同音的“鄗”作为登基之地，成为最理想的选择。
《赤伏符》与周之火德相应
在秦汉时人的观念中，周的德运为火德。《吕氏春秋·应同》中曰：“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天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成为周文王的受命之符，是周为火德的征兆。周武王时，火德之兆继续呈现。《史记》在描述完白鱼入舟之后，接着记载道：“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火”“赤”，皆昭示着周为火德之兆。《尚书中侯》在《史记》的基础上，加入了白鱼“长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纣之意”等内容，与周为火德之制相关联，并明确了武王受天命讨伐商纣王的合法性。
刘秀在收复鄗之后，恰巧同舍生强华为他献上了《赤伏符》，上面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何为“四七之际”？李贤注曰：“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四七之际当兴者，即为刘秀。符谶中“刘秀”“龙”“火”等字眼，皆预示着刘秀将成为新天子，建立火德之制。
其实，火德之说并非此时才出现，从西汉中后期开始，汉为火德之说逐渐形成。汉为火德，发端于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传说，刘邦被视为赤帝子。汉初草创，汉承秦制，延续了秦朝的水德之制。汉武帝时，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了土德之制。但在汉武帝晚年，将其子弗陵（汉昭帝）所生之门称为“尧母门”，这为此后“汉家尧后”思想提供了思路。汉昭帝时，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现象：泰山上大石自立；昌邑枯木复生；柳叶上书有“公孙病已立”的文字。公羊家眭弘认为，这些怪异现象是上天对人间的暗示，预示着将有新天子从民间兴起。汉家是尧的后代，应该效仿祖先，找到新天子，将帝位禅让于他。眭弘的“汉家尧后”说，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以五行相克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被弃，转而变为五行相生理论，汉为土德逐渐被汉为火德所取代。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声称此为天帝派使者真人赤精子下凡教授于他。甘忠可的意图，是要说明汉家为火德，应该结束土德之运，重新接受天命，实行火德之制。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宣扬“赤精子之谶”，认为汉已中衰，应当再受命。汉哀帝在其鼓吹下，改元易号，“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实是承认了汉为火德之说。汉家尧后、汉为火德的高调宣扬者为王莽。王莽一方面大力宣扬汉为火德，是尧的后代，另一方面自称是舜的后代。尧把帝位禅让给舜，汉亦应把天下禅让给他。王莽之所以宣扬汉为尧后，是希望在夺取政权时能省力些，让刘氏主动让出政权，不费吹灰之力而取得天下。西汉后期，谶纬神学盛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宣扬汉为火德。如《河图会昌符》曰：“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洛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以上谶纬中所言“九世”，即指刘秀。所以这些谶言，既是汉为火德之明证，亦是刘秀当中兴的符谶。
强华所献《赤伏符》，直接点明刘秀将以火德为天子，比其他符谶更具说服力，为刘秀登基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刘秀为火德，正与周为火德相应。诸将把《赤伏符》的出现与周武王白鱼入舟相比附，正体现了时人“大汉继周”观念的深厚。强华是在鄗向刘秀献上《赤伏符》的，所以刘秀在鄗登基更具合法性和神圣性。
在鄗登基合乎天时地利人和
诸将曾多次劝说刘秀当皇帝，皆被其拒绝。其实，刘秀一直在寻找最理想的登基之地。在鄗登基之前，刘秀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乘赤龙上天。他将梦告知冯异等诸将，诸将皆认为赤为火德之兆，乘赤龙上天，是天帝授命刘秀登基做皇帝的征候。既为天命，则当顺应。于是，诸将马上着手准备登基之事。乘赤龙上天之梦，其实是刘秀向世人发出的决定在鄗登基的信号。
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十五里铺村北），“千秋”和“五成”皆是吉祥之词。“千秋万岁”，是汉代习见的吉祥语。东汉定都洛阳后，即建千秋万岁殿。出土的汉代铭文砖及铜镜铭文上，多见“千秋万岁”的题记。“五成”，与儒家一直强调的“德”有密切关联，《风俗通义》中曰：“道以三兴，德以五成。”看来，刘秀在鄗登基，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慎重选择和筹划的。将“千秋”“五成”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地方作为即位之处，是希望所建新政权能德泽万民、基业永存。
“鄗”与周武王定都之地“镐”同音；刘秀“恰巧”在鄗收到强华所献《赤伏符》，有了以火德称帝的受命之符；《赤伏符》中“火为主”，与周之火德相应；刘秀于鄗梦到乘赤龙上天，成为登基做皇帝的天命之兆；“千秋亭”“五成陌”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地名，是理想的登基之处。综合以上因素，于鄗登基成为刘秀的最佳选择。这既让登基具有合法性，又集合了各种吉祥寓意，而且此前又经诸将多次请求登基，符合“三劝进”之礼，可谓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刘秀于鄗登基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以上只是本人的一己之见，期待出现新的考古资料及出土文献，来印证这一观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