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也是礼学的代表人物。他对礼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创造性地振兴了编纂通礼的传统。
中古时期，伴随经学传习与制度建设的发展，产生了尝试融会二者的新的礼书体裁。之所以会有新的礼书体裁出现，一方面是因应于汉以后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则有其深刻的礼学背景。三礼原典保存了上古的制度文为，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原初精髓，寄寓着东周以降的儒家理想，自其成书之日起，就呈现出对现实世界超越性的面向。而三礼的内容既然多反映夏商周三代或更早的事迹，也便难以与三代以后的新兴社会文化完全吻合。同时，三礼文献的著述形式也带有早期中国的时代特点，与后世王朝政权所需及知识阶层的阅读品位均存在一定落差。《礼器》言：“礼，时为大。”《乐记》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因此，在后世王朝治理过程中，创制新礼的动力持续涌现。
然而，三代礼乐又绝不是可以轻易抛弃的陈迹。文化传统的故辙昭示了历史演进的限度，三礼典籍包含古圣先贤的治道精蕴，多有值得后人借鉴之处。为了强化对当下社会的掌控，更好地实现治理目标，历代王朝多会立足于社会现实，努力继承、弘扬礼乐传统。同时，又不为三礼原文所囿，而是别有措置、颇加损益，制作适合本朝的礼乐制度与文化，并积极推行重编礼书之举。
这一类礼书均为特定王朝现实政治的典则，如今通常被视作史书，以为其性质与经书有别。其实，政典、礼经，用意皆在经世，两者的精神内核如一，唐人就将新编礼书视作本朝的经典。特别是那些在汇编本朝礼典之外，还有意着手贯通古今、承续三礼原典的礼书，更兼有经与史的双重特性，可谓后来礼学家所编通礼著作的先声。
宋以前，与通礼体裁相近的典籍往往是历代朝廷为了建设当代礼乐而撰集的典章制度，有其鲜明的现实指向。相对而言，较少整体使用三礼文献本身。唐代魏徵曾有《类礼》之作，致力于重编《礼记》。不过，鉴于魏徵的特殊身份，此事或有官方背景。到了宋代，官方制礼作乐形成的礼书内容仍然以朝廷规章制度或日常档案、文件资料为主，对礼学原典的回溯并非官方礼书的工作重心。而在民间，宋人受晚唐五代以来战端四起、国事纷乱、道术失序、人伦崩溃等现实困境的刺激，忧心不已，纷纷回归儒学，复崇礼义，向先圣先师所代表的文明传统寻求治世之方，企图化用经典来面对逐渐变化的社会结构，解决当下遇到的难题。只是大多数有识之士侧重对现实的应对，纷纷制作可为民间践履的实用性礼书，而未遑兼顾对礼学本源的追求。这顺应了中唐以来“礼下庶人”的趋势，也开启了宋以后一股重要的礼学潮流。朱熹早年也投身其中，撰有《家礼》初稿，在元明清以迄民国时期的民间社会广有影响，相关学术潮流遂获得了“家礼学”这一冠名。
纵观朱熹的学术生涯，他显然并未止步于此。
思想成熟后的朱熹建立起广大精微的哲学体系，他的言论、文章与立身行道无不是其哲学体系的外显。这一体系当中不仅充满了思辨，更融摄了实践。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进阶安排，打通了自理气心性以至政事天道的学术关节，使得下学工夫亦能有上达之功作为指引。他反对支离于本旨之外零零碎碎地去理会琐细制度，也知道在古礼微细精密之处、度数文为之末，本来就各有义理。必须是自家工夫到了，始能体味出古人意思，识得大本大原。
就此而言，无论是为当朝君臣撰作皇皇典礼制度，还是为民间私人编著实用家礼仪节，都仅是礼学的枝叶，而非根本；仅是一时权宜的通俗之行，而非千秋万世之大计。在朱熹的设想中，“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礼乐废坏的局面才能扭转，礼乐的真精神才会重现。这个“大大底人”，应当明于天理，娴于礼乐，对散失的古礼能够错综得实，对经典资源能够运用自如。朱熹没有点明这个“大大底人”究竟为何人，不过，他愿意亲身为此做些准备，这就是他遥承古代经史传统的通礼纂修工作。
朱熹认为礼乐的本原隐藏在包括三礼在内的经书文本之中，后世礼书不过是这些典籍的枝叶与流裔。但古礼书太过深奥难读，距离当下生活极其遥远，欲求为今所用，需得重新编纂，以求贯通。他夙具修礼的心愿，又曾寄望于庙堂，想要借助朝廷的力量纂修礼书，“兴起废坠，垂之永久”。世事难料，在南宋党争的严酷氛围中，他仅立朝四十余日便被逐去。曾几何时，“庆元党禁”随之而至，情势急转直下，令他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法付诸施行。面对周遭纷乱的政局，垂暮之年的朱熹不为所动，毅然集合弟子同仁担负起编纂礼书的重任。这一士人群体顶住压力，分工合作，在朱熹去世之前终于完成了《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的大纲规划及部分成稿。
为何到了风烛残年，朱熹反要发愤修撰《仪礼经传通解》？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意识到人生日用不能无视中华先民的原典所奠定的传统。正如河水不能漫出河道，人类不能摆脱文化、遗弃文明，后世礼乐实践和设计规划也无法彻底疏离古礼奠定的间架和深藏的意蕴。朱熹自己明白古礼与时事不能分作两截，而要让他人认识及此，便需要有一个载体。为此，朱熹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编纂出一部真正贯通的礼书来，把他的学问落实在当下的世界，留赠给后世的知者。
在朱熹以前，并非没有贯通三礼、整编礼书的尝试。早在西汉校书之时，刘向便对中秘礼经传记作了初步梳理，大致划分出通论、制度、祭祀、吉事等类。汉末郑玄《三礼目录》显示出应用源自《周礼》的五礼体系来界定礼书的强烈意识，中古五礼之书则代表着这一学理在国家典制层面的展开。唐宋以来，知识阶层中的大多数士人受科举考试风气左右，对礼学的兴趣越来越淡薄，有意重整礼书者，率多拘虚《礼记》，拟就中摘取冠昏、丧祭、燕乡、相见内容及日常曲礼，摘录成编。李觏主张将礼分为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十三项，又掺入“乐、政、刑”和“仁、义、智、信”七者，以为皆属于礼。胡寅为反对新学，还将《周礼》摒除在外，甚至《大学》《中庸》之类认可讲求义理的文字也不被纳入礼书之中。而且，这些设计仅停留在空想阶段，远未形于纸墨之间，遑论付诸实践。
朱熹却不然。他尊重圣贤传授下来的经典，反对“杜撰”与“臆断”。同时，他也明白古礼散碎佚失，已不适于今，需得别立规模，故又主张务必要对原典予以改造。他把三礼等经典的篇章字句打散重编，依据自己的理解反复推敲，以类相从，排列定位，并加补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文义了然、秩次井然，匹配他心目中的“圣人之遗经”，如同他更定《大学》经文一般。他要用新的框架结构来塑造古礼典制的新体系，包蕴邦国乃至庶民在内，展现出宋儒回向三代之治的宏大愿景。他确定的礼书框架结构整贯一气，自家礼、乡礼、学礼层层递进，达至邦国礼、王朝礼以及丧祭之礼，涵盖了人类生老病死、社会文明的诸般面向，借以勾勒出三代礼乐的“模样”。这样的安排与中古王朝礼书五礼并列的结构迥然有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真正理解圣贤治世的纲领，将古人意思与自家工夫体贴浑圆，让后来人好有下手处。随着编纂工作走向深入，朱熹愈发认识到义理不应悬浮在实际生活之上，昔人制礼作乐的前言往行亦大可宝贵，堪当体贴天理的参照与借鉴。他坦言，《大学》的格致纲领“只是说得个题目，若欲从事于其实，须更博考经史，参稽事变，使吾胸中廓然无毫发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钻研古礼也要博考经史所载典制仪节，方才算得上是“通”。他遂想对历朝历代的礼乐制度及诸儒之说斟酌损益，择其精要，都附入书中，使礼经与礼制融于一体，原理与实践相互结合。可惜上天并没有赋予他充足的时间，在去世前夕，朱熹倾其全力，尽可能地在纸面上落实了若干“拆洗一番”的设想，并委托弟子续补未完成的部分。如此这般，《仪礼经传通解》得以显现出与礼学原典、注疏及杂礼书迥异的风貌，三礼、上下乃至古今在书册之中贯通起来，供学者研习。至于社会实际的礼乐重建，唯有留待后人了。
朱熹无意居功，他秉持“硕果不食”的信念，冀望来者继起，能够将中华礼乐的特质传承下去。他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举，系在注疏系统之外别开生面，将五礼典章制度之学与三礼之学接榫，形成了新的礼书体裁。在朱熹思想精神的感召下，元明清三代出现了许多通礼著作，如吴澄的《礼记纂言》、汪克宽的《经礼补逸》、黄广的《礼乐合编》、江永的《礼书纲目》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等。这些继起著作的体量有大有小，编辑意识容有不同，具体成就自然也各有高下，但都继承了《仪礼经传通解》的核心理念与基本方法，尝试用当时士人易于理解、接受的方式对古代礼学文献加以重新编排校释，为将三代礼乐转化为未来的新礼乐而保存火种。朱熹创造性地对礼学传统加以转化，开启了通礼著述的新局面。就此而言，倘若说通礼学的基本范式奠定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那是毫不为过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元明清通礼著述源流与诠释研究”（19BZX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