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面对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正直的儒士除上书请愿、严惩不法外，还发起清议、广施褒贬，即制造舆论予以威慑。现代史家往往将此称为“清议运动”。因宦官以“结党”之名和“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之罪进行诬陷，终引发对士人迫害长久的党锢之祸。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政局，而且对后世的思想政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南宋孝宗认为，东汉党锢之风是由“清议”促成的，故欲对“士大夫好唱为清议之说”的现象进行制止。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五三《汉纪·本初元年》注中言：“太学诸生三万人，汉末互相标榜，清议此乎出”，又曰：“祸李膺诸人者，非太学诸生，诸生见其立节，从而标榜，以重清议耳。”黄遵宪《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曰：“不如《党锢传》，人人主清议。”把“清议”和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联系在一起，其说概来自范晔《后汉书·党锢传》序，其中述及桓、灵之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以此而言，东汉末年“清议”的发动者即是以“党人”为主的群体。
“党人”确实存在
首先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即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党人”是否真实存在？“党人”之名和非议朝政之事，本是宦官集团对士人群体的诬称。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昌言》述及桓帝时期的宦官乱政时说：“高命士恶其如此，直言正谕，与相摩切，被诬见陷，谓之党人”；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窦武上疏为“党人”辩护时也说：“奸臣牢修，造设党议。”（《后汉书·窦武传》）据此，也许有人会认为东汉末年并不存在所谓“党人”。
但是，考察汉代政治史又会发现，政治利益驱使下的结党现象和党派斗争在桓帝、灵帝之前早已存在。例如，汉宣帝时，颍川豪族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汉书·赵广汉传》），又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即便在桓帝、灵帝时期，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彼此称“党”的现象也非常多。例如，名士范滂为三府掾属时奏“权豪之党二十余人”，为汝南功曹期间，归怨范滂者又指其所用之人为“范党”（《后汉书·范滂传》）。以此可见，“结党”为当时之大忌，宦官指斥士人群体为“党人”，也较容易触动朝廷神经。
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党人”之名为宦官所加，但“清议”群体间确有结党之实，而且当时的士大夫对此也有所默认。比如党事初起之时，皇甫规上书自言为“党人”：“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后汉书·皇甫规传》）又如熹平元年（172）窦太后崩，有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后汉书·宦者传》）可见，“党人”之称在当时已经流传开来，尤其是在士大夫群体间，故后人据此把他们议论朝政、品核公卿之事称为“党人清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党人清议始于桓帝即位不久
桓帝、灵帝时期，“党人”对时政的论议是有着众多士人参与的“清议运动”，在此之前并未见士人大规模集体论政的情形。那么，参与清议的“党人”是从何时兴起的呢？如众所知，党锢之祸是因“党人”与宦官集团对抗而引发的，由此似可推论党人清议也应是从抨击宦官擅权开始的。而宦官擅权是在桓帝延熹二年（159）之后，此时桓帝借助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之力铲除了外戚梁冀的势力，此后五人同日封侯，世人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由此出发，很容易让人认为“党人”及“清议”就是从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但是，桓帝、灵帝之际“党人”大规模集体论政的发生绝不可能一蹴而成，而是随着东汉中后期社会问题的增多，由士人个体或小团体性的议论逐渐汇聚而成。在东汉谈论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士人间小范围论议时政的行为多有发生，这从史料记载中可窥知一二。《后汉书·左雄传》述及左雄荐举周举为尚书，因周举较为称职，故“议者咸称焉”；《后汉书·周景传》记载，韩演与周景在河内任职时，好贤爱士、志在无私，“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后汉书·循吏传》也载，童恢独自诣阙申救自己的举主杨赐，且不求回报，“由是论者归美”；《后汉书·崔寔传》载及崔烈用钱购得司徒一职，“论者嫌其铜臭”。史料中所谓的“议者”“论者”之类，虽称不上党派，但已具备小团体论政的性质。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政治派系间矛盾的加深，这种小范围性的议政群体自然会向着更大规模的党争方向发展。
后人关于桓帝、灵帝之际“党人”及其清议活动的认识，多来自《后汉书·党锢传》。《后汉书·党锢传》序采用与当时政治人物密切相关的三则谣谚，来揭示“党人之议”的兴起与发展。首先，叙及桓帝即位前后，甘陵有“乡人谣”流传，源于两位甘陵籍朝官家族宾客“互相讥揣”性的小团体论议，后来两家又“各树朋徒”，逐渐发展成较大规模的地方性党争。其次，述及甘陵“党议”形成后，汝南、南阳又有“二郡谣”出现，歌谣内容主要凸显了二郡功曹不畏强权及严惩宦官不法的举动。然后，再述及当此类地方性流言传入京师太学后，庞大的儒生群体与朝廷官员相互褒重，从而有了太学生“七言谣”这样更大范围和规模的集体论政。由此可见，桓帝、灵帝时期“党人”的形成及“清议”的发生，是由地方到京师、由小范围向大范围逐步发展的过程。《后汉书·党锢传》序在叙述完甘陵党争后说：“党人之议，自此始矣。”据此可知，“党人”及清议活动并非始于宦官助桓帝铲除外戚梁冀势力之后，桓帝即位后不久就在甘陵地区渐渐开始了。
党人清议展现儒家精神
宦官擅权和党锢之祸是桓帝、灵帝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大事件，这在无意中令人觉得党人清议的对象就是宦官集团。事实并非如此，上文已述及，在桓帝刚刚即位、宦官尚未擅权之时，“党人”及“清议”即已出现。这至少表明，党人清议所针对的并非仅有宦官集团。
其实，《后汉书·党锢传》序对党人清议的范畴有所提及，大概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针对宦官擅权“处士横议”，即士人发起强大舆论对其攻击。其次是“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即士人彼此间相互倚重、标榜名节，以此加强对抗奸邪的声势。再次是“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即士人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托，对公卿百官的是非对错作出评判。在这三者之中，党人清议主要的针对者无疑是宦官集团。自单超等五位宦官助桓帝铲除外戚后，恃其功而参政、干政日益明显，且恶行频发，对此正直士人自然“羞与为伍”，党人清议的矛头也会直接对准他们。
除抨击宦官不法外，“党人”之间亦“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在抗争宦官擅权的斗争中，“党人”彼此认同、互相推崇，试图从立场上与宦官集团划清界限，从思想上稳固士人群体的阵营。因此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党人”中遂有了“三君”“八俊”等称号。“党人”从自身内部选取这些士人领袖予以褒扬，一方面可从侧面影衬宦官品行的低下，另一方面又可增进团结，扩大声势。所以为党人领袖加号扬名，也是“党人”针对士人自身进行清议最直观的表现。
在东汉末年政治混浊、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中，随波逐流、媚俗竞利者大有人在，如中常侍张让得势，“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后汉书·宦者传》）因此，怀有社会责任感的“党人”必然会“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这是传统儒家精神的一贯表现。
两次党锢之祸终结党人清议
甘陵“乡人谣”出现于桓帝刚刚即位之时，而汝南、南阳“二郡谣”和太学生“七言谣”则作于“党人”与宦官集团发生激烈冲突的延熹末年，二者相差近二十年。可见，党人清议伴随东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而延续了较长时间。
《后汉书·党锢传》序谈及桓帝时期党人清议的效果是“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这可谓党人清议的第一次高潮。后随着“党人”与宦官集团矛盾的加剧以及党议活动的任意发展，终导致党锢之祸的发生，其直接起因是士大夫官员处置宦官党羽。据《后汉书·党锢传》记载，司隶校尉李膺平时与热衷于讨论时政的太学诸生交往密切，当交结宦官的张成故意教其子在大赦前杀人、李膺坚决将其收捕处死后，宦官遂教唆张成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且“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桓帝布告天下逮捕“党人”，包括李膺、杜密、陈寔、范滂等名士在内，受牵连者二百余人。因李膺等人在狱中多次举报宦官子弟的不法行为，宦官惧怕，又加上太尉陈蕃、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的上书请救，“党人”才被赦归。其后“党人”虽被禁锢终身，但身价反而提高，如李膺免归乡里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此时，以儒生为主再次掀起“清议”的高潮，他们标榜更多的名士，并为之加号扬名，除称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外，又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号流传，共涉及三十五位名士，以此加强对抗宦官集团的威势。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不久，桓帝崩逝，灵帝即位。灵帝建宁元年（168），窦武以皇太后之父身份拜为大将军，陈蕃被任用为太傅，二人同心协力谋诛宦官，但因事泄反遭宦官杀害，重新被起用的李膺、杜密等人也再次被废。中常侍侯览因张俭任山阳东部督邮时劾奏过其家人的罪行，遂让张俭乡人朱并诬告张俭与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并拟定了新的“八俊”“八顾”“八及”予以打击。不仅如此，宦官集团看到被众人称誉的前“党人”名望犹盛，因而大长秋曹节又奏捕前“党人”，李膺、杜密、范滂、魏朗等百余人皆死狱中，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这即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天下善士基本被迫害殆尽，党人清议也不复存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汉清议与士人文化新变研究”（18FZW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