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惇，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他长期在中国民族音乐领域探索深耕，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其研究成果惠泽学界、启明方向，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成长与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启蒙者和引路人——著名音乐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沈知白（又名君闻，敦行）先生。江明惇自幼接受沈先生的教导，在其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中，沈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蒙

　　江明惇出身宁波奉化江口的文化望族和革命世家。其父江闻道于1918年远赴日本求学，在日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1928年归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沈德均出身江苏的文化世家，爱好音乐，善遣音造曲。赵朴初、沙孟海、姜椿芳、内山完造及鲁迅夫人许广平等，都与江闻道夫妇往来甚密。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江明惇，从小就具有爱国主义情怀。

　　江明惇自幼喜欢唱歌，六岁时，父母觉察到他在音乐方面颇有天赋，遂让他跟随沈知白先生学习钢琴与和声知识。江明惇8岁时便用稚嫩的手法创作了很多中国风格的钢琴小曲。1946年夏，著名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邀请郭沫若、田汉、夏衍、周信芳、江闻道夫妇等50余位文化界人士，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所谱写的歌剧音乐进行试演。8岁的江明惇登上舞台，演奏了自己作曲的音乐小品《猎人与老虎》，用钢琴生动地描绘出猎人和老虎两个形象，并模拟了猎人追捕老虎的场景。众人惊叹小明惇的音乐天赋，有人提出应该把他送去苏联系统地学习音乐。但沈知白先生对江明惇父母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太小，送到苏联去虽然可以学到很多技术，但是一个人如果过早离开祖国，他的民族气质、民族感情都会淡漠，我们要培养的不是一个钢琴手，而是一个民族音乐家！”此言深深触动了同样有爱国情怀的江明惇父母，他们接受了沈知白的建议，邀请沈先生来家里。江明惇给沈先生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正式拜入师门。沈知白几乎每周都会来江明惇家中给他上课，亲自教他音乐曲式、和声及作曲。儿时的江明惇根据儿童画册的故事，凭想象写了《大西瓜》《快乐的村童》等多首钢琴小曲。上课时沈先生总会让江明惇先演奏自己的作品，并结合作品逐一讲解曲式、和声和对位等乐理知识。沈先生说，弹钢琴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艺术家，一种是匠人。有的人非常用功，但只是练手指技巧，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很差，结果手指动得很快，艺术性却不高。这种矛盾在学音乐初期还看不出来，但学得深入了，艺术表现就上不去了，这样是不行的。沈先生注重音乐素养的培养，凡是江明惇弹奏或听过的音乐，沈先生都会为他讲授音乐史等方面的知识。江明惇在演奏或欣赏乐曲时，经常会联想起那些音乐家的故事，就更能领会音乐的意境了。

　　为了提高江明惇的钢琴技艺，沈先生先后介绍了上海著名钢琴专家，如达克莱夫人（法）、张佩琴、马虚若、辛格尔（俄）、勃朗斯坦夫人（俄）等人教授他钢琴。沈先生经常在课后与江明惇的父亲喝茶聊天，谈论音乐、艺术等他们共同热爱的话题。童年的江明惇对中国传统艺术也非常痴迷，凡有剧团来沪，江明惇就求着长辈带他去“过眼瘾”。沈先生也经常带童年的江明惇去看戏，边看边讲解戏曲中唱段的特点和表演程式。周信芳、盖叫天、叶盛章等艺术家的名字，都深深印刻在江明惇的心中。《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经典段子，他至今耳熟能详，信“口”拈来。

　　引路

　　1956年，江明惇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首届毕业生，免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作曲系学习。大学时，江明惇听到一些外国歌剧后，萌发了要把中国戏曲和外国歌剧结合起来学习的想法，并希望沈先生能亲自指导。沈先生很高兴，建议他系统学习西欧歌剧的历史。一次，工作繁忙的沈先生拿了一本厚厚的外文《歌剧史》来到江明惇家中，他打开精装的硬封面，简单地介绍了作者和全书的概况后，流利地用中文边译述边讲解，江明惇全神贯注地听课并紧张地记录着。随后几个月，沈先生每周日上午都会来到江明惇家中，为他系统讲授西欧近代歌剧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用比较的方式解析其与中国传统戏曲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相互联系，开阔了江明惇的学术视野。

　　1958年，江明惇读大二时，上海音乐学院恢复建立“民族音乐研究室”，沈知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和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他以学贯中西、神韵古今的大视野，逐渐完善了民歌、器乐、曲艺、戏曲“民族音乐四大件”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民族音乐学理论构建，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构建勾勒了蓝图，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布局与人才培养方向。当时的江明惇在作曲系学习，各类专业课都非常出色，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人民作曲家。民族音乐研究室恢复建立后，学院决定抽调江明惇、滕永然以及民乐系的李民雄去民族音乐研究室工作。刚投入民族音乐研究工作，江明惇既兴奋又有些茫然。沈知白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江明惇，搞作曲的更应该打好民族音乐的底子。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是有共通之处的，但也有很大差别。搞民族音乐的必须把中国和外国的东西都学通、学透，才能把西洋理论用到整理研究民族音乐上来。如果只是一知半解，只找出二者外在的联系，拿外国的理论来硬套，常会闹出“削足适履”“圆枘方凿”之类的笑话来。此后两年的大学时光，江明惇谨遵先生教诲，一边在民族音乐研究室工作，一边继续完成作曲系的专业技术理论课，把自己学到的西洋作曲技法应用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中，为民歌配伴奏，用民歌素材创作和改编歌曲，用民族乐器改编钢琴曲等，中西音乐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融会贯通。

　　沈先生对江明惇的教导，滋养了江明惇整个音乐生涯。沈先生在江明惇童年时介绍他跟随勃朗斯坦夫人学琴，少年时送他去“行知艺术学校”音乐组学习，大学时则始终义务担任他的作曲技术理论教师，举荐他成为范继森先生钢琴班的学生，在他走向教学研究生涯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教导他、提点他。

　　“师恩高厚， 教泽深长。”沈先生的谆谆教诲，江明惇一生铭记在心。他在《辛勤的播种者》（收录于《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中写道：“种子播进了大地，总是要发芽、生长的，当它们在阳光下舒枝展叶，长成了大树，组成了森林，也不会忘记辛勤的播种者。我希望那绿色的林涛，能成为一部反映生活和人生的交响乐，以它的真挚深情，表达对播种者们的崇敬与怀念……”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宁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