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手段。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决定乡村振兴必然要推进城乡融合。

　　从发展趋势来看，一国城乡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逐渐由城乡分离向城乡融合演变。从城乡关系演变历程变迁可知，城乡关系的协调并不是以城市、乡村的某一种模式、力量为主导，而是在遵循城乡转型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城乡融合为切入点，实现城乡的良性互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由城乡对立、城乡协调、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的新阶段，也再次验证了因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城乡分离，最终会使得城乡关系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实现新的协调与均衡，最终走向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尤其是农村人口规模大，区域差异显著，决定了我国乡村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即使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全国仍有四五亿的人生活在农村”，这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力量与群体。城乡关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充满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命运共同体，城乡之间不同的价值、功能相互作用，共同组成小康社会。

　　我国乡村所具有的多元化、地域化的特点，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的多样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关系演进和乡村发展脉络表明，乡村难以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带动乡村发展，反而会加剧城乡之间与乡村内部的发展差距。正因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迫切需要搭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从而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性与可行性。首先，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必要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国发展短板仍在乡村。只有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才能够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发展，弥补乡村发展的短板。其次，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可行性。一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夯实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乡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为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发挥其在产业结构、空间地理、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更容易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助推器，发挥县域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

　　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实现城乡发展的平衡性日益重要。一是长期以来，受国家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更容易发挥其在整合经济、文化、资源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其获得比乡村更为优厚的资源优势，从而使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二是城市和乡村在功能定位上的明显差异。城镇的功能主要在于集聚、融合，乡村的功能主要在于守护、传承，正因二者之间功能上的差异，也使得二者的发展思路与模式存在差异，从而使得城乡发展出现断崖式分层。三是国家在推进乡村发展的同时，也在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随着城市群、都市圈、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不仅不同城市层级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且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更加明显，虹吸效应逐步增强。四是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之间的差距虽逐步缩小，但差距仍然明显。以城乡收入为例，过去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88:1下降到2.5:1，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474下降到0.466，但仍处于高位徘徊。

　　进一步增强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一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与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之间仍存在差距。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要素集约化、功能多样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规模化水平、集约化效率、多样化实践仍存在差距。二是农业产业链有待进一步增强。近年来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的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改善，但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全产业链的构建，特别需要通过联合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才能够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

　　实现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匹配。长期以来，由乡村向城镇流动的户籍人口绝大部分属于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毕业大学生等具有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农村劳动力结构由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向妇女、老人、儿童为主转型，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源储备与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把握乡村产业链发展的需求。长期以来，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产业发展相对分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乡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城市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乡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原材料，由此所形成的产业分工，使得乡村发展被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乡村产业发展受到制约。乡村发展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增加乡村治理的困难。一方面，由于乡村产业收益偏低，集体经济收入有限，从而使得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多地依赖于国家财政的支持，乡村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改善乡村发展环境。另一方面，由于乡村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从而使得农村“五网”建设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快。

　　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现实相比，乡村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更具挑战性。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经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由城市向乡村扩展，其在带来生活便捷的同时，也对人们如何适应数字经济，融入数字生活提出挑战。迫切需要转变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将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如何使得农村老年人口能够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而不被时代所抛弃，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以数字乡村建设为着力点 

　　第一，夯实乡村发展的数字化基础。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推进城乡间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发展。一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将数字资源由城市向乡村扩散，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对城乡要素的整合和高效集聚，尤其是通过对乡村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助力乡村由以农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转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借助数字技术，打通城乡融合的断点与堵点，通过发掘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特色，将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产业优势，在价值转变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打破地域、交通等传统因素与乡村发展的限制，通过乡村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不仅有助于乡村传承、保护功能的维护，更能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实现传统资源价值的再创造，从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助力农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更为广泛，为农业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一是以智慧农业发展为目标，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数字化、生态化，构建从农资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二是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在提升农田基础设施的同时，不断推进农业生产全流程的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与此同时，借助电商平台，推动农业线下生产与线上销售相结合，不断延长产业链、价值链。三是以农业生产数字化为基础，大力推动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机融合，不断拓展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在推进农业价值增值的进程中，实现农业的价值转换。

　　第三，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化水平。一是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对农村居民数字能力的培训与引导，不断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将农民嵌入乡村数字化网络之中，不仅能够提升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水平，而且通过搭建数字化的乡村发展平台，将有利于更多的农民突破时间、空间、地域的界限，通过云平台参与乡村建设与发展。二是通过农村数字化网络建设，将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纳入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化设备的推广与运用，不断提升农民生产生活的便捷性，从而增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农民的数字化水平。

　　第四，构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体系。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的运用，有助于弥合城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助力乡村治理转型和乡村的全面振兴。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由精英治理、多元治理向数字化治理转变，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深度与广度，真正实现乡村的共建共治共享。加强数字技术在基层党建、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充分应用，实现协同治理、有效治理。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既有利于提升乡村治安能力和水平，更有利于提升乡村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增强乡村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