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之一。公共资源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重要领域，公共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成为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促进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同年4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和颠覆性革新，有助于为公共资源配置打造新生态、新动能、新模式，推动公共资源配置提效率、增效益、升效能。

　　多重因素影响公共资源有效配置

　　公共资源通常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旨在为社会提供用于生活、生存与发展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需要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同时，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以实现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当前，我国公共资源配置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是碎片化管理导致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受损。碎片化配置使得公共资源配置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考量。一方面，政府职能的碎片化导致公共资源配置“政府代理失效”。受制于“财政分权”和“行政区经济”的束缚，各政府部门致力于管理所涉领域内的公共资源，导致公共资源的重复建设和低效配置。另一方面，市场交易的碎片化带来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缺位”。分散的交易市场容易形成市场交易壁垒，各个分散的市场存在规则不统一、竞争不充分、监管不同步等问题，造成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混乱和摩擦成本，阻滞了市场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是发展机会不平等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受益失衡。由于地理区位条件以及国家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城市偏向型”城乡发展政策，我国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拥有较为优越便利的发展机会，在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动公共资源不断集聚，致使城乡间、区域间享有公共资源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资源布局存在“需求分散、供给集中”的困境。一方面，大中型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由于人口较为集中，不断提升公共资源承载压力。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和农村等相对落后地区由于公共资源的普遍匮乏，大量“长尾人群”无法享有均等的公共资源。

　　三是“自上而下”型配置模式导致公共资源配置结构性矛盾凸显。传统公共资源配置模式使各主体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差异和信息环境差异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基层职能部门受客观现实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存在配置决策难以执行或不便执行的障碍。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结构变迁使公共资源配置更加复杂化，加之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持续升级，这种被动接受型公共资源配置模式容易造成供需错配，公共资源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数字经济为资源配置提供新机遇

　　首先，数字经济能够催生公共资源配置新生态。数字经济具有“信息扩散”和“价值聚合”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数据要素流动能够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共享，有利于公共资源管理模式从碎片化、局部性向集中化、整体性转变，形成“全局型”公共资源管理生态体系。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以平台为载体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弱化了传统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场所属性和地域限制，能够将市场主体、公共项目、交易资本等要素集聚起来形成“系统型”公共资源交易生态体系，在减少市场分割的同时，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的规范性、透明性和高效性。

　　其次，数字经济能够为公共资源配置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的广覆盖、高渗透特性，为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带来新契机。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持下发展起来的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网络培训等“数字+”新场景，能够跳出以往要素资源的流动惯性，实现公共资源配置跨时空的网络化协作。这不仅有助于分散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的公共资源承载压力，还有利于突破传统要素资源稀缺性对公共资源配置普惠性的制约，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向其他地区延伸，实现城乡间、区域间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共享。

　　最后，数字经济能够重塑公共资源配置新模式。数字化变革增强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间的互动，形成上下结合、多元参与、协同联动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在资源配置决策方面，新型网络社交方式拓宽了各主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数字技术的可追溯、强算力、高精度等特征能够对各主体的行为进行挖掘、分析与预测，避免了以往公共资源配置决策可能存在的盲目性。在资源配置过程与结果方面，数字化交易平台营造了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互联网平台监管的全面性、及时性和抗干扰性使得公共资源配置的监管方式由“被动响应型”向“主动预见型”转变，缩小了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黑箱操作”空间，进而确保了配置过程的公开性与配置结果的公平性。

　　以新途径破除公共资源配置障碍

　　集约化配置：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利用互联网的资源整合能力，发挥政府的“集”力，激发市场的“活”力，形成公共资源配置的“合”力。一是提高公共数据的开放程度与共享水平，从整体性、全局性的角度对公共资源配置进行系统谋划与统筹配置。二是建立公共资源市场交易信息数据库，对不同交易市场的公共项目、市场主体、评审专家等相关信息进行采集，构建统一的公共资源信息共享与交易平台，将分散在不同交易市场、不同主管部门间的公共资源进行归集整合，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网络化配置：提增公共资源配置效益。通过“数字+公共资源”融合发展方式，建设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网络化协同共享。一是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和智能化升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扩大网络覆盖范围，为“数字+公共资源”营造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二是深入挖掘公共资源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在公共资源领域的辐射范围，加强城乡、区域间的人才交流、技术交换和资源互通，打造城乡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共享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

　　协同化配置：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能。加快公共资源配置模式由“被动接受型”向“需求导向型”转变，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协同治理体系。一是形成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反馈机制，加强配置的科学性、前瞻性、延续性和民主性。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根据相关回流信息反向评估公共资源配置效果，平衡与协调多主体利益，适时调整配置方向，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流程再造。二是公共资源的普惠性决定了实现社会公共价值是公共资源配置的本质要求。为此，应根据不同地区人口发展结构调整公共资源布局，同时注重人民群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利益诉求，以实现整体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视阈下创新要素配置的统计测度与评价研究”（19ZDA1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字赋能视阈下创新要素配置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72163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