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既是党基于经济发展规律正确认知提出的重要论断，又是我国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道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目标要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发展动力要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思路要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发展方向要转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
党中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因此，新发展阶段必须将新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稳根本、控方向、定长远的基础要素，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具体内涵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与各领域，从而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引领构建全方位多层面的新发展格局。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螺旋式升级，生产要素驱动力明显减弱，传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阶段经济发展急需新动力。而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具备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核心引擎功能，是推动产业革命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这主要依赖于创新发展的两点本质特征。
一方面，创新本身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以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的创新要素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完善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经济主体活力，提升技术进步贡献率，提速科技成果转化率，催化研发机构改造、先进技术培育、企业技术升级、创新平台建设和高新企业孵化，从而引致发展路径、内涵及商业模式创新，最终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培育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另一方面，创新与其他要素存在互补效应。创新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多种组合方式，可以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能够突破传统要素供给瓶颈，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灵活性，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双重并举，持续赋能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
协调成为内生特点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是否协调是衡量经济可否可持续的重要量尺，也是能否避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标准。当前，我国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致使区域发展失衡、经济结构紊乱、软硬实力不协调等矛盾日益突出，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尚有差距。而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针对之策，也是保障社会和谐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正在全面布局、扎实推进。
一是协同地区经济发展。协调理念正是延续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融合发展等国家战略，优化主体功能区部署，完善空间治理架构，增强区域整体实力，推动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二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遵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各领域多方面协同配合发展。三是优化经济发展结构。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探索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补足市场发展短板，化解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等矛盾，促成更高质、更有效、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结构。四是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打破个别地区“唯GDP论”藩篱，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翼共振，促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
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由于全球产业格局固化以及受国内生产技术水平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痼疾一直未得到有效根除。面对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压力加重、生态系统严峻等现实症结，我国须避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生态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困局。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在生态资源承载能力约束下拟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既依循了此前低碳经济和循环发展的路径，又对未来永续发展作出了高度概括和长远指导。具体来说，绿色发展应包含四点内容。
一是坚守人文和谐理念。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从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兼顾代际利益问题，最终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格局。二是走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围绕国家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研究“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任务磋商机制及协同治理路径，完善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应对联动机制，统筹低碳技术创新、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调整，以期提升绿色经济增长水平。三是优化主体功能区建设。遵循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主体功能区和各类空间性规划“多规合一”，发挥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性作用，综合构筑城乡发展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格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化、生活空间宜居化、生态空间绿色化。四是搞好生态环境治理。围绕生态质量核心，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促成政企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
从资本运动规律来看，生产力发展及生产效率提升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无论是出于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根本需要，或是推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的现实要求，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都必然依赖开放发展路径，以求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对内来说，我国已形成多元资源禀赋结构，仍需挖掘外资利用效益。通过不断吸引外资和虹吸先进要素，继续增加发展要素积累，持续改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规模并深化分工制度，带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协同发展，促进不同区域联运聚变为统一开放市场，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升级，实现产业发展自主可控。对外而言，我国亟须解决价格竞争优势递减问题，修正自身贸易系统中难以持续的经济行为，持续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通过加大国际市场投入，加快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平台、国际营销体系，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高国际市场产品集中度，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同时加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平台发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力争主导引领经济全球化。
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应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文明全民共享。共享理念，实际上是孕育自具体社会发展实践的伦理规范，理应纠正社会发展不良方向，改善民生滞后局面，凝聚经济高质量发展伟力。具体来说，共享理念应在四个方面布局。
一是奉行公平正义。共享不仅是物质财富公平分配，更是发展权利合理均等。只有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普遍受益环境，持续完善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制度，保证全民“自我实现发展”和“参与发展决策”基本能力，才能把握影响共享发展的根本症结，提供发展成果共享的实现路径。二是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并非平均主义，但要求严控收入差距。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仍需重视贫富悬殊问题，规范多种要素参与初次分配机制，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缩小城乡、区域、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成符合共享发展方向的“橄榄型”收入格局，确保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民。三是保障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本应保障全民共同受益，但因历史发展条件制约而暴露出区域分布不平衡、城乡分配不均等等现实问题，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财力相对有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成果共享。因此，需进一步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薄弱地区和困难群体，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解决全民现实利益问题。四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绝非是为少数人攫取利益，而是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正是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增加全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获得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