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方鼎为西周早期凤鸟纹方鼎，是西周早期较为罕见的一件青铜器，通高26.8厘米，器高21.4厘米，口径21.1厘米×16厘米。长方形，立耳，直口，方唇，腹壁较直，平底，柱足较高。

　　1927年，周公东征方鼎被党玉琨（又名党毓坤，绰号党拐子）从陕西宝鸡戴家湾盗掘，不久便流入美国，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党玉琨当年在宝鸡戴家湾盗掘古墓时，日用民工千余人，持续时间半年之久，规模空前，对文物的破坏严重。

　　周公东征方鼎最早著录于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书中记作“凤翔秦文公墓出土”。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又以为是宝鸡出土。因器主名释读不了，一般以※号代替，记为《※方鼎》。又因铭文内容有伐“丰白”字样，故又名丰白鼎，也读为爯鼎、爯方鼎。20世纪40年代，陈梦家在美国见到了这件鼎，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注明是党玉琨在凤翔西40里的灵山盗掘出土，按照铭文内容将其命名“周公东征方鼎”，后学者引述时多依此命名该鼎。

　　根据陈梦家的笔记，宝鸡学者高次若、刘明科、王光永又作了深入调查，根据当时参加盗掘并担任记录的马午樵和杨紫梁的记录本，周公东征方鼎出自第十五号墓。这座墓不仅有墓道，还有壁画，在周墓中实属罕见。

　　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王学理从美国传回了周公东征方鼎照片和铭文拓本图片，引发了国内诸多学者和考古爱好者的研究热情，纷纷对其铭文做了释读和研究，其中不乏独到见解者，很有参考价值。但学术界对铭文中的器主是何人，涉及的丰白、薄古等地名封国何处，器主与周公的关系，铭文中的周庙在何处等问题，都没有确凿的定论。

　　此鼎形制和花纹特异，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装饰设计上别开生面，巧妙地将纹饰与造型相结合，四壁均采用相背的大而醒目的长冠垂尾凤鸟为主题花纹，运用高浮雕手法布满壁面，相邻的两只凤鸟头部重合于四角，勾喙突出器外，形成扉棱，表现出立体效果，四足也塑造成扁体尖喙长冠凤鸟状，鸟喙亦伸出器外，与器壁的扉棱呼应。通体还以细雷纹填底，华贵富丽，十分美观。

　　在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上，凤鸟纹不但数量大，种类也增多了，有长冠凤鸟、弯角凤鸟和多齿冠凤鸟等各种各样的凤鸟纹，尤其是形体庞大、构图华丽的大凤鸟占据了器物的主要部位，成为主题花纹。这种以凤鸟装饰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特别盛行于穆王、共王之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马承源认为，它与“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国语·周语上》）的传说有关。鸑鷟为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亦即凤凰的别称。凤凰在古代人们心目中是吉祥之鸟，它既是风神，又是传达天命的使者。周人以善于经营农业著称，把凤凰当作自己的保护神和天使加以崇拜，并绘铸在青铜礼器上，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张懋镕认为，宝鸡戴家湾一带很可能是这种凤鸟纹铜器的原产地。

　　鼎内有铭文5行35字，铭文半在器壁，半在器底，除第4行末3字在器底外，其余各行末2字均在器底。铭文大意为：周公远征东方，讨伐作乱的东夷、丰白、薄古，胜利后不久，周公被祈亨（享）于周庙。在戊辰这一天，大家畅饮秦地产的美酒以欢庆东伐胜利和周公被祈亨于周庙的喜悦。当时，周公赏赐给载贝百朋，用于制作此宝鼎。

　　关于周公东征方鼎的制作时代，陈梦家认为是成王时器，唐兰认为作于周公摄政四年，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定为成王时标准器。

　　“爯”字从爪，从冉，是用手举起箕畚之类编织物的会意字，本义为举。张懋镕认为，西周早期，“爯”字下端的“人”部向两侧延伸很长，但到了晚期则变得很短。爯盨中“爯”写法特殊，有可能是错范导致。“爯”字唐兰读“再”音，认为与“载”通，爯可能是冉季载。

　　西周金文中名为“爯”者有数个，早期见于爯爵、爯罍、爯鬲，中期见于倗伯爯簋、应侯爯盨、爯盨，晚期见于荣有司爯鼎。

　　（杨曙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