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劳动力的生产力，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在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中国经济将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实践证明，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要素市场化配置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任务之一。劳动力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都是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及进展，对推动劳动力的有效配置、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重要意义。

　　一个市场能够高效率地配置资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微观经济单位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第二，资源能够依据价格信息自由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即边际生产率最高的地方。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两个条件则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否由市场决定和劳动力资源能否自由地流向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即为劳动力价格决定和劳动力数量配置问题。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对价格和数量配置影响最大的非市场因素有两个：一是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分割；二是部门性质，即国有和非国有，导致了单位所有制分割。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造成了城乡与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时，国有部门曾经的“铁饭碗”和“编制”制度，造成了体制内、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性变量，如最低工资制度，也会影响市场运行结果。

　　按照上述框架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考虑指数简洁性，构建包含两个一级指标和四个二级指标的中国地级市层面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并结合人口结构加权得到省级和全国层面劳动力市场化指数。两个一级指标是：劳动力数量配置和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标包含两个二级指标：户籍开放度和国企从业人数占比，分别代表中国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户籍和体制——导致的市场分割情况。户籍开放度依照本地户籍获取条例中各方面限制，加权获得量化指标，其值越高，表示户籍管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越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占比越高，表示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多。劳动力价格指标也包含两个二级指标：最低工资和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最低工资和国有单位职工工资越高，表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越多，工资决定机制扭曲越严重，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低。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

　　按照劳动力市场化指数，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整体从2010年的0.5120提高到了2016年的0.7003，在6年时间里稳步大幅提高。一级指标的统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配置指标从2010年的0.4884增长到了2016年的0.7882，增长幅度很大；而劳动力价格指标则稍有下降，从2010年的0.5558降至2016年的0.5234。这说明，2010—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的增长要归功于劳动力数量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各个二级指标的结果来看，最低工资指标的得分一直维持在0.4左右，处于一个稳定但较低的水平；国有职工工资指标得分维持在0.6上下，但在2014年之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可见劳动力价格指标的下降主要来自国有部门相对收入的提高；国有从业人数指标从2010年的0.4739增加到2016年的0.7403，户籍开放度指标从2010年的0.4966提高到2016年的0.8130，这两个数量配置指标的增长幅度较大。

　　各省级单位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的结果显示，2010—201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表明在2010—2016年间中国各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各省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的一级指标计算结果显示，2010—2016年，中国所有省级单位的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标都有所增长，但有19个省级单位的劳动力价格指标有所下降。各省劳动力市场化的指数二级指标的结果显示，2010—2016年，中国有16个省级单位的最低工资指标有所下降，8个省级单位的国有职工工资指标有所下降，所有省级单位的国有企业从业人数指标都有所增长，有1个省级单位的户籍开放度指标有所下降。

　　东部地区进展较快

　　分地区看，2010—2016年，东部地区各省级单位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都有所提高，所有省级单位的劳动力配置指标都有所增长，6个省级单位的劳动力价格指标有所下降，7个省级单位的最低工资指标有所下降，6个省级单位的国有职工工资指标有所下降，所有省级单位的国有从业人数指标和户籍开放度指标都有所增长。2010—2016年，中部地区各省级单位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都有所提高，所有省级单位的劳动力配置指标都有所增长，6个省级单位的劳动力价格指标有所下降，6个省级单位的最低工资指标有所下降，7个省级单位的国有职工工资指标有所下降，所有省级单位的国有从业人数指标都有所增长，1个省级单位的户籍开放度指标有所下降。相比于东西部，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整体处于偏低水平。2010—2016年，西部地区各省级单位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都有所提高，所有省级单位的劳动力配置指标都有所增长，7个省级单位的劳动力价格指标有所下降，4个省级单位的最低工资指标有所下降，8个省级单位的国有职工工资指标有所下降，所有省级单位的国有从业人数指标和户籍开放度指标都有所增长。

　　对于数据比较完整的266个地级市计算结果表明，2010—2016年，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有所增长的地级市有255个，约占96%；劳动力配置指标有所增长的地级市有253个，约占95%；劳动力价格指标有所增长的地级市有129个，约占48%；最低工资指标有所增长的地级市有145个，约占55%；国有职工工资指标有所增长的地级市有88个，约占33%；国有从业人数指标有所增长的地级市有230个，约占86%；户籍开放度指标有所增长的地级市为249个，约占94%。总体来看，2010—2016年，南部地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得分一直较高，东部地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增长较快。

　　一线城市有待加速

　　北上广深四城在2010—2016年间劳动力市场化指数虽然都有所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十分有限，即使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上海也仅从2010年的0.5936增长到了2016年的0.6502，增长不足0.06。从最低工资指标来看，北上广深四城的最低工资指标虽然都略微下降但是总体保持稳定，且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上海的最低工资指标得分最高，在2016年依然达到了0.9050，广州和深圳的最低工资指标在2016年也达到了0.8以上。从国有职工工资指标来看，北上广深四城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北京和上海的国有职工工资指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增长缓慢；广州和深圳的国有职工工资指标得分较低，其增长速度虽快于北京和上海，但总体而言较为缓慢。从户籍开放度指标来看，北上广深四城的户籍开放度指标保持稳定，但是各个城市的差异较大，广州的户籍开放度最高，保持在0.75左右，深圳次之，保持在0.65左右，上海和北京的户籍开放度较低，分别仅为0.39和0.22。

　　总体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且还在不断推进。相对而言，一线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进展较慢，但其他城市进展迅速。未来要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在对象上应更多针对一线城市；在内容上需要进一步缩小体制内外收入差距，并在最低工资设定上更多尊重市场规律。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7XNL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