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柏年（1904—1985），原名李春蕃，广东潮州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交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成员。1937年赴延安。1938年任中央马列学院西方革命史室主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1944年任中央军委外事组高级联络官。抗战胜利后，随叶剑英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任翻译处处长、新闻处处长，后任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长，兼任中国人民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1955年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62年任中国驻丹麦大使。1973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组评议委员。1982年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1985年在北京逝世。
柯柏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一是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他精通多国语言，先后翻译出版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较有代表性的译作有：《帝国主义论》《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二是在外事外交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柯柏年长期从事党和国家的外事外交工作，参与了朝鲜停战协议谈判、1954年日内瓦会议、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等重大外交事务，具有丰富的外事外交经验，推动外事外交工作不断发展，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柯柏年生于广东省潮州市，精通多国语言，早期致力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后转战外事外交工作，从一名红色翻译家逐渐成长为著名外交家。他一生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的名字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柯柏年”三个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中“K”代表卡尔·马克思，“B”代表恩格斯（恩格斯的早期笔名为费雷德里克·班德尔），“N”代表列宁。
“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柯柏年所处的青年时代，各种思潮不断涌现，新旧思想激烈对抗。他曾回忆说：“五四前后，各种思想、主义，百家争鸣。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对比和研究，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柯柏年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受家庭氛围、求学经历和早期革命实践三个方面的影响。
柯柏年出身于志士辈出的革命大家庭，大家庭浓厚的革命氛围指引着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叔父李秀升，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在家乡，李秀升积极宣扬三民主义，带头剪辫子，经常与好友在家谈论国家大事，使家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柯柏年的堂兄李春涛，在家庭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时就与彭湃一起参加了建设者同盟，后回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曾任《岭东民国日报》社长，被周恩来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少年时期的柯柏年经常跟李春涛借阅进步书籍，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头看》等，逐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为了寻求真理，青年时期的柯柏年前往上海求学，也是在李春涛的帮助下才顺利成行，上海的求学经历使柯柏年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李春涛的影响下，柯柏年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与李春涛等革命者一起成立“反对基督教同盟”，也曾协助李春涛办报等。可以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李春涛都是柯柏年的领路人。受家庭氛围的影响，柯柏年的弟弟们也陆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前赴后继，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其中胞弟李春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李春霖1927年在革命危难时刻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在长征中，他坚决与错误路线做斗争，坚决维护红军内部团结，1937年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堂弟李春鍏，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从事教育工作；堂弟李春秋（李伍），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宣传工作。柯柏年就是成长于这样的革命家庭，在家人的引领下，他阅读进步书籍，参加革命活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终身。
柯柏年进步的求学经历，在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柯柏年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使得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可能。柯柏年少年时就读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汕头礐石中学。他读书认真，成绩优异，尤其是对英语有浓厚兴趣，阅读了很多英文原版小说，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1919年，柯柏年转学到颇负盛名的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中学部学习，后又升入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英语短篇小说，赚取稿费，维持学业。大量的翻译实践使柯柏年的翻译水平不断提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翻译生涯。柯柏年运用自身外语优势，尝试翻译美国社会主义著作，并逐渐转向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此外，为了更好地阅读和翻译外文书籍，他还自学了俄语、德语。1923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柯柏年被沪江大学开除。在瞿秋白和张太雷的帮助下，他转到革命氛围浓厚的上海大学学习。转入上海大学学习是柯柏年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上海大学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新型革命学府，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主持的，聘有一大批思想进步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上海大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一度成为上海革命的中心。瞿秋白曾希望把它建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进入上海大学后，柯柏年认识了许多中共早期著名人物，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引下，柯柏年的英文、俄文水平进步神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革命积极性也更加高涨。1924年，柯柏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柯柏年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使他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和翻译能力，能够阅读和翻译进步书籍，为他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柯柏年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经历，尤其是与中共早期领导者的接触和交流，使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名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
柯柏年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在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东潮汕地区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读中学的柯柏年加入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各类集会，倾听进步人士的演讲和辩论，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思想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柯柏年等进步青年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受到了思想洗礼，辨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沪江大学上学期间，柯柏年有机会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他阅读了《新青年》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柯柏年作为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发表在报刊上，以这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柯柏年被沪江大学开除后转入上海大学。在这里，柯柏年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柯柏年被选为上海大学第一届学生会执行委员，同时组织领导非基督教运动。他参加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委员会，具体负责非基督教运动的宣传及组织工作。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柯柏年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单纯的先进理论看待，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之后，柯柏年在教育讲学、编辑革命报刊、参加国民革命军、参与社会文化团体活动等革命实践中不断践行马克思主义，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而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柯柏年虽然没有留学经历，但是他的翻译水平备受肯定。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致力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此外还翻译了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受革命形势的影响，他的翻译生涯分为初步探索、曲折发展、全面推进和再接再厉四个阶段。
翻译工作的初步探索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历史阶段，柯柏年从撰写《社会主义是什么》开始，逐渐发展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时期，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很多共产党人的启蒙读物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教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2年，为了更好地辨析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沪江大学读书的柯柏年发表了《社会主义是什么》一文，指出“研究社会主义，必定要先有一个‘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概念，然后才不致于漫无头绪”。1923年，柯柏年又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现代各种社会问题的最有效力最根本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他选择社会主义的原因。当时，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难题，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柯柏年翻译了柯祖基《社会革命论》的第一章。书中辨析了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区别，指出二者的区别是看新兴的阶级是否掌握政权。柯柏年将柯祖基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译入中国，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环境，柯柏年抓住历史机遇，由翻译社会主义的相关著作转向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由原来的摘译、转译、节译等方式转向全译，开始完整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柯柏年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一节至第六节，他在译文序言中称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证实“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底可能和必然”，指出“外国之掠夺我国，是资本主义发达之必然结果”。《帝国主义论》引发了国内关于“帝国主义”的论争，廓清了国人对帝国主义的模糊认识，为共产党的反帝方针提供了理论支持。1924年，柯柏年翻译了恩格斯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本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之作，阐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起到导向和引领作用。1925年，柯柏年翻译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给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以警示作用，对于指导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清国共合作实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策略、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柯柏年曾说过：“《哥达纲领批判》恐怕是我所翻译的马恩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此版本被公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版本，成为许多共产党员学习马列著作的早期读本。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柯柏年流亡泰国，于1929年回到上海。
翻译工作的曲折发展阶段。从1929年辗转回到上海至1937年北上延安这一阶段，柯柏年转入隐蔽战线工作，因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越来越多，他很少再翻译马列原著，转而以编写和翻译社会科学著作为主。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流亡在外的共产党员陆续回到上海，参与到文化斗争中，兴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潮。1929年，柯柏年将狄慈根的两部哲学著作翻译成《辩证法的逻辑》和《辩证法唯物论》。这两部著作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揭示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柯柏年翻译狄慈根的著作开辟了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领域。同年，鉴于党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缺乏系统了解，在前期翻译的基础上，柯柏年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全译本，并称其为“关于政治问题之最重要的著作”。通过翻译此书，他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1930年和1933年，柯柏年与吴念慈（杜国庠）、王慎名合编了《新术语辞典》《经济学辞典》，这是两部很实用的工具书，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很有帮助。1933年，柯柏年还编写了《社会问题大纲》《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社会问题大纲》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了把社会问题看作生活问题、心理问题的观点，揭示了社会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制度问题，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变革社会制度。柯柏年希望“务使这本书可以给中学生做自己研究社会问题之入门书”，便可以帮助他们“更进一步地详细地研究社会问题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各问题”。《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是一本介绍自修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著作，它适应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兴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到新型社会科学研究中去，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1936年，柯柏年编译了《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该书简要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著作并摘录了其中的精华，是这一本很好的世界社会科学名著导读。
翻译工作的全面推进阶段。从1937年北上延安到1943年开始从事外事工作这一阶段，在党中央有计划有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础上，柯柏年集中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与许多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一起，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了力量。延安时期既是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柯柏年翻译生涯的黄金时期。1937年，柯柏年来到延安，被安排到马列学院承担翻译工作。1939年，柯柏年与人合译了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因为这个版本忠实于原著，译文质量较高，因此是5个中译本中再版次数最多的一个。1940年，柯柏年翻译了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书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1942年，在党中央的统一组织下，按照马列学院编译部要求，柯柏年第二次重新完整翻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并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是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事件的典范。对于《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和《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认为“马克思正是在这两本书里应用他的唯物史观剖析了他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如果我们要学习马克思的理论，学习他如何应用理论，那就必须仔细钻研这两本书”。延安时期，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柯柏年除了翻译马列原著，还参与多项专题、选集的翻译工作，他参与翻译了《马恩通讯选集》，编辑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
翻译工作的再接再厉阶段。从1943年开始从事外事工作直到去世前这一阶段，柯柏年主要转战中国外交领域，虽然不再以翻译工作为主，但只要国家需要，他依然义无反顾地从事翻译工作并作出突出贡献。1943年，柯柏年被委派接待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从这时起，柯柏年开始了他的外事外交生涯。1947年，随着与美国接触越来越多，党中央急需全面了解美国的方方面面。为了党中央能够尽快了解美国，柯柏年开始搜集材料，编写一部《美国手册》。1949年，柯柏年主编的《美国手册》出版，此书共包括地理、历史、经济、军事、政党、中美外交关系等十四章和美国政治名词浅释及其他、美国历史大事年表等五个附录，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具体情况，是一本很好的美国问题工具书，后来成为新中国新任外交官培训的重要教材。1971年，毛泽东在报刊上看到《印度对华战争》部分内容，认为此书很有价值，经过与周恩来商议，决定翻译出版该书的全译本。周恩来亲自部署，外交部组织专门翻译班子，由柯柏年等6位同志合译，当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印度对华战争》的作者是马克斯韦尔。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他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德里特派记者。马克斯韦尔精心收集印度政府的内部资料，客观分析了中印边界冲突的背景，指出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度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印度对此负有责任。《印度对华战争》是一本可信度很高的权威著作，它的出版引起很大反响。
转战外交事业数十年
伴随着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历程，柯百年不断贡献着智慧和力量。党的创建初期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他就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文本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后急需有能力有经验的外交人员，他就积极投身外事外交事业，在外交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事工作的初始阶段。从1943年开始转战外事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前，柯柏年主要以外事研究为主，兼做外宾接待工作，同时还担负着大量外事调研任务，翻译英文报刊供中央领导参阅。抗战后期，中央为了接待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柯柏年因过硬的政治素养和出色的外语能力成为该小组成员，参与军事观察组接待工作。在柯柏年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美方军事观察组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部分代表向世界传递了对中国共产党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次接待活动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力。转到外事战线后，柯柏年还做了大量外事研究工作。当时，党中央急需了解各国情况，柯柏年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外文报刊和书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摘录、翻译这些资料，将各国情况提供给党中央参阅，使得党中央能够及时掌握各国动态。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外事组升格为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柯柏年先后担任翻译处处长、新闻处处长、研究处处长，继续从事外事研究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领导十分关注美国局势及对华政策，柯柏年向党中央提出了很多关于美国的建设性意见，为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制定正确决策起了参谋作用。
全面从事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柯柏年开始全面从事外交工作，兼做外交研究，为新中国在全世界打开外交局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柯柏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长，继续从事与美澳有关的外事工作。1951年，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谈判代表团一线总指挥李克农病倒，党中央随即决定派伍修权、柯柏年前往朝鲜协助工作。在李克农的主持下，伍修权和柯柏年与美方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柯柏年揭露了美国的帝国主义罪行，阐明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中美谈判时断时续，1953年双方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1954年，柯柏年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之一，陪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中美沟通的桥梁。1955年，柯柏年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同年，他参加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推动了两国平民回国协议的签订。这个协议对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许多科学家就是通过这个协议才能够回国。从1955年到1965年底，自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就有130多人，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等。1959年，柯柏年被任命为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62年，柯柏年任中国驻丹麦大使。1973年，柯柏年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年，柯柏年作为党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81年，柯柏年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组评议委员。1982年，柯柏年被聘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
1985年，红色翻译家、著名外交家柯柏年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他，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了题为《柯，外交家革命家，与世长辞》的文章，介绍了他的一生。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柯柏年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是一位有着61年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红军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8CDJJ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