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欧洲发起的人际语用学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热点，也在我国掀起了本土化研究的热潮。本文拟对人际语用学研究缘起与当下主要议题进行梳理，并对其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与哲学关系密切

　　人际语用学的兴起与欧洲哲学对交往和关系的关注密切相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体现在人的交往行为中。马克思对交往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将其分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 Habermas）发展了马克思提出的语言交往理念，创建了普遍语用学，试图以语言交往行为的普遍性前提与有效性要求为基础进行交往理性重建，从而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人际交往与主体间性问题嵌套在一起。有学者认为，主体际或主体间性问题是后现代哲学中非常突出的主题，而主体际框架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范式。主体际关注人为何能够突破自我限制而达至他者的问题。语言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主体通过语义的开放、共享与共建，与他者形成主体—客体—主体的主体间性框架。语用学深度介入了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如何影响主体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是从含混、动态、在线的人际话语互动中研究话语的意义表达与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研究强调人的理性而压制情感。语用学研究的传统就是假定了话语使用者都是“理性人”。然而，当下的语用学研究逐步重视对更为具体、鲜活的人的话语研究，而不是停留在抽象、概念化的人的层面。比如，语用学的传统议题——礼貌研究，也开始关注不礼貌话语现象，一直被悬置的情绪问题也进入当下礼貌和人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不过，有研究者发现，虽然人际关系一直是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但却因散落在不同的研究议题中而尚未得到系统性关注。

　　在上述背景下，洛克（M. Locher）与格雷厄姆（S. Graham）首次提出了“人际语用学”（interpersonal pragmatics）概念，致力于研究社交场合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建立和处理人际关系。他们的定位是，人际语用学不是与会话分析、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涉及语言的人际层面的现有研究领域相竞争的平行分支，而是将关注语言使用中的人际方面的不同流派或领域的研究者聚集起来，形成研究共同体。对人际关系开展语用学研究，不仅是对源于哲学的交往概念的延伸和具体化，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交往概念进行反馈，还能推进人际关系更为系统化、精细化的研究，从而丰富语用学的研究内容。

　　为语用学注入新内涵

　　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将原有的议题纳入新框架，而且还从人际语用学的角度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语用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不仅是一种语境因素。人际语用学采用了“综观论”，以涵盖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相关研究成分。

　　第一，概念化和理论化是人际语用学首要关注的议题。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人际语用学需要一套核心概念来划定研究重点和范围，更重要的是推出新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以凸显自身的价值。人际语用学视野下的“关系工作”“关系管理”“关系实践”等概念，凸显了语用学的“关系转向”。互动交际的模式（如编码—解码模式与联合共建模式）、路径（如认知路径与互动路径）、研究视角（如分析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等的互鉴与争鸣，使人际语用学与传统的语用学研究形成了对比，从而展现出自身的核心关注与重要价值。

　　第二，影响人际关系建构的各种因素仍是人际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人际语用学的起源同显化于多领域中与人际交往相关因素的意图直接相关，所以礼貌、面子、身份等议题仍是人际语用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只不过其更加注重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际语用学也关注语言的使用，但并不侧重于对语言本体的研究，而是着重研究语言使用如何影响了人际关系。与互动密切相关的言语行为，如抱怨、恭维、请求等行为，被置于关系视角进行考察。而话语场景，如机构话语、日常交际、互联网与新媒体交际等，也成为人际语用学的重点关注领域。此外，话语主体的身份、情感或情绪、人情等问题，也逐步进入人际语用学的中心视界。

　　第三，交际参与者对语言使用如何影响人际的评价，是人际语用学的又一焦点。在人际语用学看来，无论是礼貌问题还是面子问题，都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受话人对话语或行为的理解和评价。因此，在方法上，人际语用学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话语互动、民族志等方法进行分析，在视角上也更偏向于参与者视角而非研究者视角。

　　未来展望

　　基于对上述议题的研究现状的思考，未来的人际语用学研究可能在如下向度延伸。

　　第一，可以在理论建构上借助更多的理论视角，推进跨学科研究。人际语用学本身脱胎于多学科，具有跨学科基因，但当前研究较多是把相关领域中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抽取出来，开展语用学下的关系研究。因此，人际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还不够充分。哈夫（M. Haugh）等学者发现，一些人际语用学的核心议题，如礼貌、面子等问题，同时也是“人际传播学”（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重要话题，但二者之间的交流却少得令人惊讶。他们认为，人际语用学可以为语用学和传播学的互惠搭建桥梁，而不是制造新的隔阂。此外，人际语用学与社会学、修辞学、哲学等学科都具有紧密的联系，未来还需要加强跨学科议题和路径的研究。

　　第二，可以在内容上关注更多的本土概念，深化文化互鉴研究。斯宾塞-欧提（Helen Spencer-Oatey）呼吁，人际语用学研究要更多考虑“本土视角”，基于不同的文化为人际语用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可以此为基础对西方的“消极面子”等概念的适应性提出质疑，为“面子”概念注入新的内涵。当前，我国学界立足中国本土所提出的“人情原则”“语用身份”“家文化”等概念，也是对人际语用学的补充和发展。鉴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中建构与维持人际关系的方式各不相同，对于与关系有关的概念内涵存在调变的可能，我们要更加注重文化互鉴以使人际语用的概念体系更加动态和多元。

　　第三，可以在方法上注重多模态描写，开展多维度分析。人际语用学强调交际主体是交往中鲜活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人，现实交际必然是多模态的。但长期以来，语用学研究多倾向于文字模态分析，对符号、声音、动作、图像、听觉、触觉等模态的关注相对不足。当前，民族志、田野调查等实证方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际语用学研究中，这对描述和分析基于真实情景的人际关系研究至关重要，但还需更多关注非语言模态在话语意义、人际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多种模态之间并非机械的排列组合，而是互相有合作、竞争甚至抵牾。模态间的互动与关联值得人际关系研究者深入探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19ZDA3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