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文学在中国古典文苑中颇为特异且十分重要。说其特异，最集中地体现在赋体极难被界定。清代王之绩《铁立文起》云“赋之为物，非诗非文”，当代有观点既称赋“非诗非文”，又谓之“亦诗亦文”“半诗半文”。类此之描述，多半还是基于诗文而非赋体自身之特质。此亦不得已，唯其建立诗文的参考坐标，方可大致把握赋之形貌。论其重要，赋体很早成为文士表达自我的文学机制。在特定语境中，赋体还承担制度建构的使命，书写礼乐精神。赋更具多元的文化功能，如代志乘、近类书、为经典羽翼、乃漆园义疏、成一子之学等。
赋体起源说：问题及其意义
作为一种文类，赋的个性十足。这在汉赋那里就已十分明显。古今学者习惯于以赋体起源的思维提出解释。稍作检点，已有赋源于《诗》、古诗、楚辞、楚地长诗、诸子、纵横家言、民间韵语、民间说话、俳辞、隐语等。一源不足，则多源并举，大体上，均从汉赋文本及汉人辞赋观念之中归纳赋体风格、技法或功能的特征，再以此为起点回溯，试图在先秦思想、艺文那里找寻一个或多个与之相像的内容，建立源流脉络。其中有很多极富启发性的见解，但也有问题需要考辨。例如，“赋源于《诗》”是经典命题之一，然这一命题乃《诗》学思维下关于赋体本源的建构，其于赋学的意义，不在“瞻前”，而在“顾后”，即作为宗经观念导引汉魏之后的赋体书写与赋评立场，此亦古代“文源于经”观念在赋域之表达。如果排列诸说，至少会出现：众说交争，相互龃龉；部分观点或相交叠，或可合并；有观点自身颠倒因果，或多个观点并置而彼此循环论证。此外，则有以先秦“赋体”释赋源的不伦之论；也有运用训诂的方法力求考释“赋”字古义，由此观照赋“体”之体性，容有刻舟求剑之失。
赋体起源讨论的思维模式，一是直系血缘模式，一是相似性比附。无论哪一种，隐含其中的信念是，汉赋脱胎于先在的母体，通过观澜索源，完全可以确定赋体与母体之自然亲缘。问题在于，这是一种线性进化思维，看似建立了亲缘关系，但母体与赋体毕竟不是一回事，故并不能就二者之间演进机制如何作出解释。多源说也多在表面上弥合一源说的不足，同样罕就众“源”如何流衍为赋“体”考论清楚，也未必都意识到各种“赋源”之于赋体生成的作用机理有所同异。照此推演，不难想见，只要发现新的相像物，又会产生新的“赋源”。
虽然歧见纷纭，难成定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赋体起源的探讨没有意义。赋源诸说之考索，其实质仍在抉发汉赋的形态、功能特征，其参照多元的艺文形式阐释赋体与它们的亲缘性，不断增益有关赋体的认识。如果摈弃找寻一个或多个确凿无疑之源头这样的执念，换一思路，将所谓“赋源”看作从赋体身上勘掘出来的一个个文学知识，那么被视为赋源的内容皆为构筑于赋体之上的“景点”。它们以原生态或变相的形式化入汉赋肌体，景点荟萃与景观呈现的过程表现为动态的文学“书写”史。赋体构成一种独到别致的“文学苑”，形兼众制而体备多方，既可发摅性情，也可据以美刺。
赋：文学性与文化性之融会
考论“赋源”，未必能就赋体之源得出一定论，反而突显赋源诸说言下其他艺文形式在古典文学生成、演变中的形象及意义。而众多“赋源”从汉赋文本中被连续“发现”，自然拓展了赋体文学的功能性，润益了汉赋文本的文学性。赋至汉代方称完型，很大程度上又受益于汉代文化的繁盛。《西京杂记》“相如赋论”有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错综古今”。这种认识昭揭汉人的文化视野，其于汉赋书写的意义，不惟题材输送和博物取资，更在于赋之格调、精神的充盈。赋之文化性由是彰着。汉赋一代之盛缘于文学性与文化性之融会，文学性赋予其表，文化性则强健其筋骨、盈实其血气。此中之要又在摹拟与铺陈。
汉代有摹拟风气，赋是摹拟作品的主要代表。汉赋摹拟通常被批评没有新意，“屋下架屋，章摹句写”。然在创作的过程中，摹拟极为自然，也必不可少。“摹，规也”，《说文》段注“规者，有法度也。以法度度之亦曰规”。赋之摹拟又不只体式依仿，更在事义之敷布展演，“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刘熙《释名》：“敷布其义谓之赋。”宽泛地理解，“义”源出赋家之心而又带有赋家言说目的和问题意识。“赋家之心”形于“作赋之迹”，摹拟敷衍赋家心中之“典式”，或拟制取度，或比德象义，或摹状效物。铺陈与摹拟相互为用，铺陈之于摹拟的意义在于彰显、更充分地实现摹拟，摹拟的完成则使铺陈这一赋体主体性征具有形式的意义。二者皆为文术，是赋家思想与知识观念的文本化、辞章化，众多文化内容，举凡思想、学术、信仰、制度、道德、仪式、风俗、艺术、器技等，因之进入文学，包括诸多所谓“赋源”也得以综会而显诸汉赋。
汉赋铺写深含有汉一代之思想与知识观念，并不只描摹物象，表明赋体具有多元表现力，其实际功能又与具体语境及赋家关怀相关。汉赋文本所承载的丰富文化记忆、所表征的多元文化功能，与成熟赋体之间的关系，构成赋体不断塑形的更深层次的历史过程。因此，基于文本某些特征，既可溯其源，这里的“源”指的是文本某种形式、风格或功能的“源”，而非赋体之“源”；也可察其变，如汉大赋的“体国经野”替变为谢灵运《山居赋》之“顺从性情”。众多艺文融入汉赋书写，具体机缘互有异同，激发出赋体因宜适变之活力。这一内在力量决定了赋体在始终保持赋辞铺陈这一性征的同时，能够因时制变，在适应语境变化时保有相对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因长于铺陈、夸饰，赋体具有的形式的意义或仪式的功能非他者可以简单替代。故纵览赋体，功能上，或讽或劝，可美可刺；形式上，共时态，出诗入文，历时态，守常通变。
中国古代的学问通常被认为文史哲不分，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具有和合秉性。赋体之生成、汉赋的文本特征，正在这种“不分”“和合”的语境中形成。钱先生还有一看法，讲中国文化，谈思想与哲学，有些地方不如讲文学更好。文学也是文化的形式。譬如个人的长成，父母赋予生命，然自然的生命个体最终独立成“人”，必然是思想与文化因素人文化成的结果。赋至汉代蔚成大国，通过与周秦汉思想与知识观念的历时呼应、共时互动，汉赋遂成文化的系统。名物铺排尤其联边语词之连缀打造形成语言景观，文化元素之流注则使汉赋文本更成为文化景观。这些启发我们注意，以整体眼光探究赋体生成及汉赋体性，不仅能够考见古典文学生成、流衍之现象及原理，从汉赋中发现文学史，也能够从文学中发现我们的历史、思想与文化。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赋文本的‘知识考古’及赋学理论问题研究”负责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