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超白（1910—1977），江苏溧阳人，原名狄幽青、狄操诚，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31年10月，从中央大学肄业，经中共中大党组织负责人潘滨介绍，参加反帝大同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担任中国共产党溧阳县特别支部书记。同年3月被捕，1934年7月经营救出狱。他在狱中写出《通俗经济学讲话》，1935年由新知书店出版，再版9次，对于在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起了积极的作用。1935—1937年，在南京从事救亡运动，参加救国会的工作。1937年深入安徽省金寨、六安一带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1939年担任安徽省抗敌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后转移到武汉。1940年到重庆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1—1944年，在桂林担任中共桂林文委书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4—1945年底，在粤桂边境一带从事统战工作。1946年到香港，担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学术小组组长及达德学院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编了《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中国经济年鉴》。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53年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处处长。1954—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仍兼任国家统计局工作。1954年，参与创刊《经济研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春，主持《经济科学研究工作12年（1956—1967年）远景规划（草案）》起草工作。1977年夏，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写工作。同年11月7日，狄超白因病去世。

　　狄超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践行者。他是学者，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大众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理论总结。他也是革命家，在革命活动中努力团结各种进步力量积极抗日，在解放战争中揭露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剥削性和腐朽性。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探求解答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狄超白的学术研究活动同革命活动密切关联，他于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任中共溧阳县特别支部书记。1932年3月，狄超白被逮捕，在狱中写出《通俗经济学讲话》（该书其他版名为《政治经济学讲话》《经济学讲话》），1935年由新知书店出版。这本书从商品价值、价值形态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的再生产和积蓄、利润及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及商业利润、借贷资本与信用、地租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该书出版时正值全国人民救国运动奔腾澎湃之际，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全国人民斗争的最大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这本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出版后不到一年即再版，在西安事变之前，已开始印行第三版。1938—1939年，已增印至第八版。1948年初，作者对原书进行了增订，由新中国书局于当年出版了增订本，1949年4月于长春再版，书名改为《经济学讲话——通俗本》。1951年，该书再次修订，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本著作对于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出版该著作的新知书店是由薛暮桥、钱俊瑞等左翼知识分子创办的，他们同属于“中国农村派”。狄超白不仅在新知书店出版著作，而且参与了该书店出版的《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一书的写作，撰写第一章《中国金融制度的特征》。“中国农村派”成员孙晓村和秦柳方等负责组织的南京救国会，成为狄超白参加革命活动的重要团体。

　　1937年2月，狄超白在“中国农村派”的刊物《中国农村》发表《对目前合作运动之评价》一文，指出当时中国合作运动的发展完全是银行资本诱发的，合作社操纵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剥削农民的工具。1942年，狄超白先后在《中国农村》发表《现阶段的法币与财政》《新关金券发行的意义》两篇文章，关注货币与经济问题，指出法币与财政密切相关，法币的增发势必引起经济的更大紊乱。1942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新的关金券，并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只是变银本位为金银双本位，扰乱了经济秩序。

　　1938年，狄超白任安徽省抗敌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深入安徽西部山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总结了在当地开展宣传，通过识字班、戏剧、刊物等形式加强群众教育工作的情况。他于1939年春创办《文化月报》，1940年1月转移到重庆。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他被派往华南局驻桂林办事处，任中共桂林文委书记。在桂林期间，狄超白与左翼知识分子密切合作，他写作的《中国土地剥削关系彻底激化与农业生产力的衰退》一文，被收入生活书店出版的沈志远主编《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一书中。他在《货币底现实形态与观念形态》一文中，总结货币具有价值本位、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四种职能，并分析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有的金本位优势，批驳中国货币增发等主张。在《从中美经济关系论美国对华政策》中，他认为中国同美国进行贸易是不对等的，中国必须依靠自身的能力进行工业化建设。

　　1946年，狄超白转移到香港。这一时期，他写作了大量时评文章，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揭露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剥削和掠夺本质。他在《从经济关系论美国对华政策》中，从贸易现状、中国工业化、投资与借款等方面，指出美国既因为中国贫困而在贸易中受限，又不希望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矛盾心理。在《原子能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他提出新的原子能生产力的广泛应用，会促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在《漫谈官僚资本》中，他认为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官僚资本、官僚政治和国家资本是三位一体、相互为用的，共同剥削中国人民，要打倒它们，就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在《热病的梦呓》《金圆券》中，抨击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揭露金圆券的发行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财富的掠夺。

　　1947—1948年，狄超白先后出版《中国土地问题讲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土地问题》《战后中国农民问题》等著作，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性。他指出，在中国农村中，封建性的农业生产方式占着支配地位，在边疆省份还存在着古代的封建农奴制。自封建经济开始解体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停滞以至于衰退，正加速农村经济的破产与中国社会的贫困。在中国资本主义不成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局势下，中国不再可能有独立的、循序渐进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前途。新的现实环境是，农民要得到解放、得到土地，就必须同一个真正能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以代替封建生产方式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改变他们的历史前途。他主编《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中国经济年鉴》，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局面。

　　积极为左翼文化战线贡献力量

　　狄超白于1931年10月从中央大学肄业后，经介绍，参加反帝大同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他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回到溧阳县，担任中国共产党溧阳县特别支部书记。当时，国民党改组派在溧阳活动频繁。狄超白为了掌握改组派的情况，征得党的上级组织的同意，与改组派负责人之一的陶希晋取得联系，及时而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情况，有助于党在溧阳工作的开展。3月，狄超白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作为政治犯被押送南京警备司令部，判处十年重刑，关押在中央陆军监狱。1934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5—1937年，狄超白在南京从事救亡运动。1935年8月，他参加救国会在无锡万方楼举行的秘密集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会议的还有姜君辰、王昆仑、吴茂荪、曹孟君、孙晓村等。1936年夏，全国各界救国会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日益扩大。1937年，狄超白深入安徽省金寨、六安一带，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5月，他在《如何消泯思想上的对峙》中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左右思想观念之争的源头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只有解决现实问题，才能统一思想认识。他于1938—1939年担任安徽省抗敌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东南大部分国土很快就沦陷了。他接受党的指示，转移到武汉，1940年辗转到重庆，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狄超白于1941—1944年在桂林担任中共桂林文委书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救国会在桂林的工作很活跃，以定期集会的方式开展活动，会员们投入到各种救亡活动中。1940年末，大批文化人从香港到达桂林，使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文化城。狄超白与陈翰笙、张锡昌、金仲华、侯外庐等人有密切交往，曾参加《战时的中国经济》一书的写作。工合运动也在桂林开展业务，设立工合盟军服务处，由孟用潜主持，狄超白任秘书。1937年10月，广西省政府聘请当时在桂林的各界人士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狄超白曾担任研究员，其他研究员还包括夏衍、胡愈之、张志让、范长江、金仲华、张锡昌等。

　　狄超白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组成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它于1941年夏皖南事变后在重庆成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南京、北平、西安、重庆和东北等地继续开展活动，于1949年9月宣告结束。该同盟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活动方面，抗日战争期间，它积极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1944—1945年底，狄超白在粤桂边境一带从事统战工作。国民党粤系军事首领李济深1944年在桂林，接受田汉的建议，联络各界爱国人士，亲自出面组织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后来，又回乡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坚持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曾派李嘉文、狄超白与其联络，任李济深秘书。

　　狄超白在桂林局势紧张前，曾特地由桂林去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请示，周恩来对狄超白做了指示，并让他回广西工作。狄超白在重庆时，也曾与救国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负责同志进行联系。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为由个人参加的民主团体。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狄超白在大批人员由广西向贵阳撤退以及沿途万分混乱的情况下，于1944年11月只身经贵阳返回广西，年底到达昭平，在黄姚筹建民盟支部，并吸收和发展新的盟员，参加民盟的人员包括狄超白、张锡昌、欧阳予倩、莫乃群、梁漱溟等。狄超白还曾特地从昭平到料神村，同李济深进行联系。他们在昭平、黄姚开展的抗日民主宣传工作，令重庆的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力促和谈成功。狄超白在民盟机关报《光明报》（1946年第4期）发表《我们对美国的基本态度》，驳斥“民盟反对美国”这一谣言，重申民盟政治纲领中对于外交政策的四点原则，包括：（一）外交方针以保障国家之领土主权、民族之自由平等，与各国和平相处为原则；（二）积极参加世界和平机构与联合国切实合作，以奠定国际中之民主基础，并保障人类之永久和平；（三）与美、苏、英及太平洋有关各国切实合作，以谋东亚之和平与安定；（四）提倡国民外交及国际文化合作。民盟对外政策的三大目标是独立、和平、民主。

　　1946年，狄超白到达香港，担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学术小组组长及达德学院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德学院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出面，团结合作，共同创办的一所文科大学。它与香港《华商报》并称为港九文化的“双星座”之一。狄超白兼任《华商报》主笔。达德学院设在九龙“新界”蔡廷锴的一所住宅中，陈其瑗任院长，教授有狄超白、邓初民、侯外庐、翦伯赞、沈志远等，学生大部分是内地流亡的进步青年和东南亚一带的华侨进步青年。狄超白在达德学院任教授时，正当盛年，已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讲授《中国经济概况》《合作经济》等课程，教学语言极为流畅，如实记录就可成为严谨的文字，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院被港英当局封闭后，56名侨生由狄超白和黄药眠领队，乘坐悬挂外国国旗的“定通”号轮船北上天津，转赴北平。狄超白同侯外庐关系甚好，侯外庐在回忆录中谈道：“我和他相熟，自重庆‘小民革’活动始，直到他逝世，几十年中，感情一直比较好。在香港时，他对我的家庭是非常关心的。”同时，狄超白同金仲华、萨空了、吴茂荪等为《文汇报》工作，围绕行将就木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一系列最后政策，撰写了大量社论和评论，篇篇掷地有声。

　　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理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经济方面，面临着复杂艰巨的任务。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制定进城后财经工作大政方针时，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央财经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0月21日，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狄超白于1949年到达北京，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53年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处处长。1950年3—6月，中财委实现了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国家的财经状况出现好转，收支接近平衡，市场进一步稳定。

　　狄超白以文章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回应，在《论城乡交换》（1949年7月28日）中提出，沟通城乡商品交换恢复和建立公私商业，已成为发展国民经济迫切重要的环节。国营商业机构及其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及其资本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仍保留按股分红制的供销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这是国民经济流通中的新因素，都属于国家经济的体系。

　　狄超白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初期阶段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1950年，他在《一年来的中国经济情况》中总结了1949年财政经济工作的内容，指出当时的困难是由革命的军事阶段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的困难。在《当前的财经政策与人民胜利公债》中，他提出1950年财经工作重点在于为国民经济的全部恢复和发展做准备，并推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筹备建设资金。

　　在《三年来财经工作成就与国家工业化》（1952年）中，狄超白总结了1949—1952年间土地改革完成、工商业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大量节俭三个因素对于国家财政经济好转的促进作用，指出应在农民自愿自觉的条件下加速个体经济的合作化，既要发挥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预防其腐蚀性。在《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1953年6月3日）中，他总结了1949—1952年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商业进行调整和国营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生产道路的基本情况，在概述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对当时保存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在《论统计工作》（1951年）中，他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1954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被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1957年，狄超白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仍兼任国家统计局工作。1954年，参与创刊《经济研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针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写作多篇文章，对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分析。

　　狄超白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对于我国实践的指导作用》《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经济》《过渡时期的个体经济》《过渡期各种利润的性质及其法则》《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形式及其作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律》等文章中，对于“一化三改”政策进行了阐发。他论述过渡时期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等经济成分的地位、性质、作用及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方法等问题。他强调用经济的办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少用行政的办法和不用政治强制的办法，他对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迫接受改造是明确区分的。

　　从1955年初开始，他和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负责同志，共同发起并轮流主持经济学界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作用的学术讨论。这时，他发表了《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意见（提纲）》《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观点。他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基本经济规律，二者不可分离，过渡时期不是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两种主要生产方式、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斗争的时期。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种经济成分共有的规律。价值规律不能作为小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和范围，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受到集体经济所有制范围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物质基础落后的限制。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决定性意义。有计划生产只能保证主要商品符合人民的需要，而不能做到一切产品产量完全符合人民的需要。

　　狄超白在《以国际主义来反对殖民主义》和《关于〈略论殖民主义〉中几个问题的讨论》（未发表）两篇文章中指出，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有两种对立趋势，就是由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殖民主义和由社会主义产生的国际主义，前者的政策是奴役、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政策，后者的政策是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其独立的国民经济、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1956年春，在我国制定科学远景规划中，他主持《经济科学研究工作12年（1956—1967年）远景规划（草案）》的起草工作。他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和著名大学经济学系的同志参加讨论，分题目起草规划草案的文字，他本人尤其勤奋工作。现在回顾起来，这份长远规划仍不失为一份良好的经济科学研究规划，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施。

　　1958年以后，他依然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曾多次到东北、浙江、江西、广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写了大量研究报告。此外，狄超白还写作了《当前农业生产力性质及经济关系》《当前农业技改的方向和工农关系》等文章。1977年夏，他应邀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写工作。1977年11月2日，他在泰安举行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会议总结会上作报告。在学术研究和革命实践中，狄超白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立足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探究和阐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农村派’与农村经济问题研究”（20BZS09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