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刊是学科建设的“轻骑兵”
——访《形象史学》主编刘中玉
2022年06月28日 09: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8日第2436期 作者:本报记者 钟森

  探寻中国古代文化史学科理论新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谢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为什么要创办《形象史学》?贵刊的最大优势和定位是什么?

  刘中玉:《形象史学》创刊于2011年,创办的初衷很明确,就是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学科在理论建设方面探寻一条新路。古代史研究所的文化史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以张政烺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史(历史图谱)、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服饰文化史和90年代中叶开始的民族、器物、宗教等多元研究的文化史几个发展阶段,无论是在学科体系、团队规模方面,还是在研究水平、成果数量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便是服饰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但是到了2010年前后,由于新老交替、人员调离等因素的影响,作为学科的文化史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深入方面陷入发展瓶颈。当时,对于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图像证史、图像学、影视史学(影像史学)、视觉文化等西方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探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还是美术学、社会学,似乎一下子因视觉形象而联结起来,从多学科协作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利用形象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为了既能发挥本所文化史学科优势,又能与学界形成有效的互动,我们结合自身实际,系统梳理了古代史研究所传统特别是沈从文图像、实物、文献三结合研究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形象史学方法论的设想。为了宣传和检验这一方法论,我们将文化史研究室准备创办的集刊名亦确定为《形象史学》。

  需要说明的是,自创刊以来,常有学者将形象史学等同于图像史学或影像史学,其实它们的学科定位是不同的。简单来说,图像史学还是属于艺术史范畴的,影像史学则是对西方概念的变形(当年在翻译引入时就变形了),二者都有理论引入转化和本土化的问题。而形象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历史学研究方法论去的,是基于中国学术传统研究的理论创新,有着清晰的话语建设定位。具体而言,形象史学要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解决物质性层面的问题,即形象材料本身的历史阐释。二是解决文化史层面的问题,即跳出“物”的层面,以历史的通观将对形象本身历史的考察放在文化发展的脉络里进行,追迹其所以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三是古为今用的问题,即将这一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用于分析与之相应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从制度层面或体系层面求解传统文化演进、变迁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推阐其传承与创新的当代价值。当然在理论体系方面,形象史学方法论尚在完善中,比如尚有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学观念现代性阐释等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打破学科界限扩大学术“朋友圈”

  《中国社会科学报》:《形象史学》的办刊理念和策划性有哪些?贵刊如何实现自身的策划意识?

  刘中玉:形象史学旨在打破学科界限,结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共性与特殊性,融汇图像学、新文化史等方法论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考据法,多角度、多层次梳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脉络,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的路径和视野。这种方法论并非是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简单嫁接拼合,而是观念的融会和思维的创新,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背景条件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叙述结构。所以在办刊思路和选题策划上,本刊虽立足于历史学,但关注范围并不限于本学科领域,而是通过扩大“朋友圈”的方式,主动与艺术史界、考古学界、博物馆界等其他学科学者建立积极互动关系,在理论方法、研究视域、实践模式等多层面展开互动和探讨。在栏目设置、论文选录方面,注重时下研究热点与学科发展前景相结合,并通过聘请相关学科领域的一线学者参与到刊物和具体栏目的编辑中来,努力将本刊打造成一个兼具前沿性、开放性与协同性的学术平台。

  在具体操作上,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定期举办以形象史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国际和国内)、座谈会(每年一次或多次),并不定期举办“形象史学精品课程”(包括讲座和专题调研班)。通过与海内外同仁的积极互动、集中探讨,不仅可以使本刊迅速融入学术圈,有利于提升稿件品质和扩展稿源多元化,而且有利于及时、准确地把握最新学术动态,培育新的选题。二是积极与海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博物馆单位开展合作,并在高校建立相关研究基地,如在莆田学院建立妈祖文化研究基地,在河北大学建立形象史学研究所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河北大学以参与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方式培育形象史学方面的新生力量。可以说,通过优势合作与资源共享的方式推进形象史学方法论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实践,并以此助力完善编辑机制和学术机制,已成为我们目前比较成功的形式之一。三是聘请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中坚型青年学者分别担任编委、编辑和栏目主持人,并不定期通过联谊会或学术沙龙的形式,集思广益,开门办刊。四是积极向优秀的期刊、集刊主办单位学习经验,并通过刊物交换、编辑交流、选题策划等途径建立联系机制。五是围绕形象史学方法论建设和刊物建设,规划一些中长期项目和课题,以研究助力于刊物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在集刊发展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贵刊对编辑队伍的要求有哪些?

  刘中玉:集刊的学科针对性强,办刊的目的不是单纯提供一个发表平台,而是使之成长为相关学科建设与人才建设的有益平台,因此集刊的编辑者往往是长期处于相关领域的一线学者。就这一点而言,集刊编辑者的专业素养是与一些专业性期刊专业编辑一样的。就《形象史学》而言,由于本刊定位为跨学科性质的专业刊物,对于编辑的学科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须兼具文史、艺术史以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知识素养。当然,如果能有技术 (艺术史的技巧与风格分析,即由创作到审美的方法分析)、方法 (如传统史学的考据法、图像学的阐释体系,即从艺术到文化的图像逻辑)与视野(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或业务训练,就更好了。

  集刊建设任重道远 潜心打造优秀集刊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外的集刊建设是一个什么发展状态?与国外相比,我们在集刊建设中有哪些亮点和不足?

  刘中玉:我们所谓的集刊与其他国家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学者个人创办的专业刊物一样,都属于同仁刊物。所不同的是,国外公开发行的这类刊物一般都会申请国际标准刊号(ISSN),而在中国则将之视为一种特殊的刊物类别,虽然已被纳入多个期刊评价体系,但是其身份仍未完全从“学术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成套论文集”这一固定思维模式中脱离出来。与国内高校系统对集刊认可度普遍不高的现状相比,实际上国外学界对于专业性的同仁刊物认可度很高。以日本为例,如日本映像学会主办的《映像学》、映像民俗学会主办的《映像民俗学》、社会文化史学会主办的《社会文化史学》、东京大学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主办的《中国—社会と文化》,等等,都是其相关领域内公认的代表性专业刊物。

  从我国集刊发展的现状来看,虽然近年来不断有优秀的集刊转型为期刊,但整体上仍处于蓬勃而无序的状态,数量上颇为可观,但是在质量上则良莠不齐。可以说,我国的集刊建设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学科统筹发展下有计划地推进集刊的优质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什么样的集刊才能够称得上优秀的集刊?

  刘中玉:优秀的学术集刊至少应具有方向性、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质。一是方向性。集刊的出现完善了学科评价体系的成果认定,带有原创性和树立明确话语建设方向的集刊,本身便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力行者,是学术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的推动者。因此,主办方能否把握好集刊为学科建设和团队建设服务的方向,便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创新性。注重学科发展的连续性是集刊赖以良性进步的基本保障。集刊成为学界认可的发布平台不是目的,而是要成为引领学科发展的一支力量,或者某一方面的棋手,要通过不断加强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来推动学科的成长,并在前进中形成新的传统。三是开放性。作为同仁刊物,集刊的主办者与编辑者要有培养和建设学术共同体的意识。集刊的建设不能限定在主办单位这一有限的群体里,而是要推向学术界,让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尽可能地参与其中。通过栏目设置、选题设计、稿件编选等多种方式,最大程度地调动同仁共建的积极性,并在共建中不断加强集刊的专业性。四是包容性。提倡学术共同体和协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相关学科之间的融合性和协调性发展,而不是形成具有排他性或强势话语的小圈子。包容开放和通变求新,才是维系集刊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

  集刊是学科建设的“轻骑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集刊在推动高品质建设的过程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中玉:集刊相对于综合性期刊而言,具有形式灵活的特点,是学科建设的“轻骑兵”,有利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推动集刊的高品质发展,我认为:首先,集刊要有清晰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规划,要主动跳出以书代刊的论文集的编辑思路和模式,要有通过选题策划、栏目设置引领学科前沿的意识。其次,主办者和编辑者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专业理论学习和学科体系更新,既要经常性地开展学科内部交流,更要广泛地开展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不能自设藩篱、墨守成规。再次,集刊应尽可能吸收专业性期刊的办刊经验,加强与同类集刊的比较,坚持与一线的研究者形成一种互生共进的合作模式。最后,集刊要建设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是目前包括期刊在内的学术刊物比较薄弱的一环。与国外学界比较关注期刊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相比(如陈凤兰编著的《美国期刊理论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国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从一开始便从图书馆学或期刊管理的角度入手,而从编辑学角度切入的则不多。高江波的《期刊求索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从编辑学角度探讨期刊理论的著作。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期刊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至今仍然进展缓慢,但是并不妨碍将“集刊学”开辟为新的研究分支,通过推动集刊理论建设,将我国集刊群的学科优势和话语优势充分发掘、调动出来,从而助力集刊本身的优质转型与相关学科的融合性发展。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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