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1921—1987），原名胡家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21年12月16日，出生于浙江奉化。1937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同年与校友共同发起组织“醒民剧社”抗日宣传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在中共浙东地下党领导下，胡华与严圣荪、方宗惠、陈天健等同学凑钱主办《战时大众》报宣传抗日，并将报纸逐期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收到毛泽东亲笔复函。1938年11月，胡华到达陕甘宁边区，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胡华开始在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工人部担任“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教员，从此登上大学讲台，成为根据地最年轻的革命史教员。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胡华担任华北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并负责编写教材。新中国成立后，胡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和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政治学分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主编，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等。胡华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著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南昌起义史话》《中国历史概要》（与翦伯赞、邵循正合著）等，主编有《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等。
胡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奠基人，是新中国首位中共党史博士生导师。他一生热爱党史，坚持阵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共党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战争年代，胡华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艰苦转战执教，是根据地年轻的革命史教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新生力量”（江隆基语）。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中共党史、革命史宣传教育热潮，胡华夜以继日撰写中国革命史教材，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新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架构。改革开放后，胡华高瞻远瞩，积极推动海内外中共党史学术交流研讨，向世界介绍和传递中国声音。与此同时，胡华还埋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主持编撰《中共党史人物传》，秉笔直书，为革命英烈著书立传。王首道盛赞胡华是“赤心写党史，妙手传群英”。
少年壮志：抗日救国赴延安
胡华少年时代便立志报国，追求革命。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时年14岁的胡华与同学们组织起来，积极关注国家大事，研读《申报》《大公报》《大众生活》等进步报刊，逐渐萌生革命救国的理想。“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胡华与张正通、胡重华等同学发起成立以奉化中学校友为骨干的“醒民剧社”抗日宣传队。剧社成立后不久，便受到中共浙江地下党委的重视与支持。在浙江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胡华与剧社成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全面抗战主张，传阅革命书刊，深入大街小巷、乡镇村社演出抗战救亡话剧、歌曲等。1938年，胡华与浙江奉化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在其指导下，与严圣荪、方宗惠、陈天健等同学凑钱创办《战时大众》报宣传抗日，并逐期将报纸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此，胡华曾在回忆自述中讲道：“我们用奉化方言编写这个小报……这种小报，粗通文字的人就能看懂，很受大家欢迎，所以一发下去就被抢买一空”，“我从主编、校对到发行以至会计什么都管，忙的不亦乐乎。”毛泽东收到《战时大众》报后，亲笔复函，以示赞赏鼓励，称赞他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
贺敬之有诗云：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奔赴延安，抗战救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潮流。胡华对革命圣地延安更是向往已久。1938年，中共浙东临特委找到胡华，要他负责联系组织一批青年去陕北学习。烽火连天的年月，旅途异常艰难。胡华几经辗转，历尽艰辛，终于在1938年11月7日到达陕甘宁边区，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随后，胡华考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在陕北公学，胡华一边积极参加学校的军事演习，一边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中国问题”“游击战争”“群众运动”等相关课程，并以惊人速度阅读完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联共党史等书籍，提前从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毕业。1939年2月，胡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少年时代就积极宣传抗战救亡、立志报国的革命青年，自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艰苦转战：三尺讲台述革命
在革命根据地，胡华艰苦转战执教，三尺讲台述革命。1939年，胡华跟随罗瑞卿、成仿吾率领的队伍，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长途行军中，胡华担任独立旅一团团部联络员、连部通信员、行军小报编辑和党小组组长，与同学们积极参加战斗。因行军中表现英勇、艰苦战斗，胡华在全团大会上受到团长江隆基的表扬。到达晋察冀边区后，胡华与游击队战士共同参加反“扫荡”战争，侦察敌情、传递情报、鼓舞士气。
胡华是根据地最年轻的教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新生力量”。在革命根据地，胡华一边讲授中国革命史，一边研读成仿吾、何干之等通过敌人封锁线带来的书籍和资料，同时认真研究边区和国内政治问题。1940年，年仅十九岁的胡华登上华北联合大学的讲台，作为社会科学部和工人部的教员，为知识青年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同时，他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中国问题”。此后，胡华接连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教员、政治研究室中国问题组组长、史地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课程。1948年，他开始担任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学术助手，并任华北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主讲教师。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回忆说，当年胡华在华北大学讲课“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实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
在教学之余，胡华也积极撰文宣传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1941年，他遵照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江隆基的指示，撰写《论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文，并以“华维清”署名发表在《抗敌月刊》。此后，胡华经常撰文宣传党的领导，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他曾在《晋察冀日报》《北方文化》《群众》等报刊上，发表《张家口工人组织和斗争的主要经验》《可歌可泣的二十五年——中共诞生后张家口工人的英勇斗争》《领导城市工人斗争的经验》等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华写作了《日本投降以来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并由河间冀中新华书店出版，成仿吾校长亲自作序。在序言中，成仿吾写道：“胡华同志这一小册子内叙述了美国反动派的侵华毒计。每个爱国同胞要把这一切记在心头，要为我们祖国的独立更英勇奋斗。”之后，为方便干部同志和青年教师参阅学习，胡华又领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小组的同志收集、整理、编写了《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革命烽火中，胡华始终以革命需要为导向，积极讲授中国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吴玉章、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等人的教导中，这位爱国少年逐渐成长为根据地的红色教员和党史专家。
奠基立业：以心相许党史业
胡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解放战争后期，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满足新中国教育建设需要，他开始积极编写中共党史教材。1948年，他在吴玉章、成仿吾、钱俊瑞等领导下，开始编写中国革命史教材。1949年，胡华依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合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编写出版了《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该书一经出版，便成为华北大学等高校的革命史学习教材。之后，为配合新中国中共党史教学与革命宣传，胡华在该书基础上，集中精力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每写一编，即送吴玉章审阅。1950年，书稿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命名出版，成为当时全国大中院校的教学用书和社会各界了解中国革命的普及读本。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回忆，毛主席当时看过胡华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后特别高兴，称赞写得很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样的著作实属不易。同时，毛主席也亲自批示：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完善，就暂定为初稿。此后，该书不断印刷再版。20世纪50年代，先后修订出版13次，但始终保留书名中“初稿”二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材，基本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体系。
君子之行，非淡泊无以明志。1951年，为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学，胡华与助手戴逸、彦奇编写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该书出版后，旋即成为畅销书目，稿费丰厚。经商议，胡华、戴逸、彦奇三人将所得稿费悉数捐献给了抗美援朝事业，支持志愿军战士购买战斗机。此后，胡华又参与编写了《中国历史概要》（胡华与翦伯赞、邵循正三人在郭沫若、范文澜的关怀支持下合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简明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等著作，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提供了基本教材和母本。
秉笔直书：著书立传颂英烈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为民族英雄、革命英烈著书立传，是胡华党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他多次谈道：“党的历史离不开人物的活动，党史人物传的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部分”，“我们要为先烈们树碑立传。表彰他们的丰功伟绩，宣传他们的模范言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救国救民的英雄人物。为革命英雄著书立传，既是党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党史学人的使命责任。
改革开放后，胡华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多访问革命老人，多研究历史档案”的嘱托，细研中共党史人物，为革命英烈著书立传，出版了《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等。1979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胡华担任副会长，并负责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他先后主持了14次审稿会，每次都要审阅50万—70万字的稿件。据不完全统计，他审阅修改了传稿587篇，共计1050万字。1987年10月，胡华因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获得“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并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共同登台领奖。1987年11月，胡华因病住院，其间依然坚持审改了70多万字的传稿。甚至在手术前夕，他仍牵挂着在广州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6次审稿会，并致函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团结起来把传稿审好，完成50卷的出版发行工作，期盼早日继续与大家共同奋斗。20世纪80年代，深夜人们走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往往会看到红楼223房间亮着一盏灯，一个伏案写作的身影，那便是胡华教授。那些年，胡华审阅、校对、修改传稿，常常至深夜。
1991年，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0卷出版。许多参与编写的学者纷纷撰文纪念胡华。在《〈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编后感言——并纪念主编胡华教授》一文中，彭明深情回忆说：“看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0卷的最后一篇稿，我不由得松了口气；这部丛书的主编胡华教授生前嘱托的一个任务，总算代他完成了”，“胡华同志是我的老师……《中共党史人物传》分三级审稿制：初审、复审、终审。每篇文章都由胡华同志终审。胡华同志逝世后，即由我代他终审。我是以一个学生的心情，代替老师从事这项事业的，所以每次签字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在后面写上一个‘代’字。”彭明一再表示：不应该忘记主编胡华教授，50卷是一部整体的丛书，绝不能变动主编的名字。其实，当时已编完44卷，未完的仅有6卷。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在1991年5月发完了最后一篇稿子，并于“七一”前出书，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斯人虽已逝，功业仍不朽。《中共党史人物传》也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一部大型的、系统完备的纪传体史书，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教材。
讲学海外：高瞻远瞩促交流
胡华高瞻远瞩，大力推动中共党史海外交流，加强与国外学术界对话，积极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胡华认为了解和掌握海外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现状，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是推进中共党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他多次强调中外学术交流，首先要对海外研究有所了解，清楚海外研究的关注点和特点，知己知彼。其次要站稳立场，敢于发声，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必须敢于批驳，及时澄清。198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党史学术交流会上，胡华就当时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几种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澄清和批判，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在浴血奋战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战的新时期，都是不惜牺牲、前仆后继、团结战斗，谱写了一部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中共党史。这是全世界人民包括一些有见识的正直的学者都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此外，胡华还强调要在交流中互鉴，以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分析海外研究和科研机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之处。他认为，在交流学习中，特别要处理好几对关系——“既要重视进口和翻译外文书刊，又要注意分析其动向和倾向”，“既要重视吸收其有用成果，又要注意对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我们的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胡华曾多次应邀赴国外讲学。他曾到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讲授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与各院校东亚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知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每每交流访学归来，胡华总会将各院校和研究中心科研教学、机构设置、职工待遇等值得借鉴之处撰写详细的建议报告，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
在对外交流中，胡华始终与世界知名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尽己所能为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资料。早在20世纪50年代，胡华就曾与日本历史学家阿部真琴、岩村三千夫、坂本清马等人互致信函，探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以及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的革命活动，并将国内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书籍寄送给他们。1957年，胡华在与阿部真琴的信函交流中，谈及有关现代史分期的问题，可谓见地深刻、高瞻远瞩。二人一致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的现代史，而各国的现代史当以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来界定。谈及中国，胡华在信中指出：对于中国，1949年是一个大的划分节点，它开始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也仍属于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史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不过可以单独编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胡华认为，在若干年以后，1949年的划期，就会成为一部新历史的开始。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不断深化，互相来访交流更为密切。胡华常与世界知名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史华兹、孔飞力、汉斯、杨炳章等交流中国问题。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可谓世人皆知，但鲜有人知道胡华曾无私地为其提供史料、校对史实差错。1984年，索尔兹伯里来中国收集采访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资料，胡华将自己多年搜集研究整理的有关长征史的资料和成果提供给他。对此，邹谠曾明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如果没有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帮助，是完不成他的著作的。”1987年8月，索尔兹伯里再次来到中国，打算采访写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胡华再次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他将改革开放初期八年间的历史进行概述，并为索尔兹伯里介绍改革开放新长征准备了细致完备的提纲手稿。这位蜚声中外的党史专家，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发展为根本，紧跟时代潮流，为中共党史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奉献着他的全部。
胡华一生“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秉笔直书，一身正气”。他始终以饱满的热忱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中。他曾不止一次讲道：“我热爱我们党的英勇奋斗的历史，热爱我们党的先烈们和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卓绝的英雄业绩和感人至深的崇高品德”，“作为一个党史教员，我愿为宣传党史尽一分力，这是光荣而崇高的职责”，“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热爱党史，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如是说，亦如此做。对胡华来说，只要一息尚存，就仍要为他所热爱的党史事业坚持奋斗。1987年11月，胡华因病住院，其间仍牵挂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他曾对前来医院探望的博士研究生讲道：“我从17岁参加革命，九死一生，对死我倒没有什么。我从小吃苦，一生辛劳，没得休息。对我来说，生是努力奋斗，死是休息安息。”唯一遗憾的是，“我本想在自己晚年做三件事：一是编定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二是把你们几个博士生带出来；三是写一本可读性比较强的《中国现代史》，这是范老（范文澜）生前交给我做的。现在看来，老天爷不让我搞了，我要提前去见马克思了……”1987年12月14日，胡华，这位十七岁从浙江奔赴延安，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挚爱党史、坚守教育阵地的中共党史教员，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家、史学家、教育家，因病逝世。“他的逝世是中国教育界、党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建国以来中共党员干部选拔任用标准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